几乎完整经历中国当代艺术30年的艺术家张晓刚认为自己面临两种误解。正是这两种误解串联一代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生涯。
张晓刚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缩影式艺术家”，他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30年。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艺术对现代主义的探索，到1990年代后与国际艺术的融合，再到2000年后市场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拍卖天价，张晓刚以及他的作品始终没有与时代丧失联系。
张晓刚也是一位被“误解”的艺术家。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西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认可你，国内又觉得你是市场艺术家，所以我们这代艺术家是比较悲催的，不断地要为自己的身份抗争。”张晓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在中国当代艺术所经历的30年中，一批较早被西方世界注意到的艺术家，常常被打上富于政治意味和民族特征的标签；而当市场经济的浪潮波及并席卷艺术界时，天价艺术家也随之诞生，他们开始被看作艺术市场的消费符号。张晓刚涵盖两个阶段，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幻想自己是卡夫卡 (Franz Kafka) 和梵高 (Vincent van Gogh)，而历史把他定义为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张晓刚的朋友、艺术评论人黄专如此概括。这种评价透露了张晓刚的野心——他希望被历史记取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非畅销艺术品的生产者；这种评价也似乎有撒娇的意味，因为还有很多中国艺术家正在争夺“中国的安迪·沃霍尔”荣誉称号。
黄专正在编纂一套四卷文献研究图书《张晓刚：作品、文献与研究 1981-2013》，将在2015年1月出版。这套书对张晓刚接近30年的艺术创作做了一次回顾，得到了张晓刚的密切配合，收录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创作手记以及一些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在谈及参与创作这本书的缘由时，张晓刚说这是一次试图厘清误解的尝试--剥除意识形态和消费符号的解读，而强调“内心独白式”艺术家的定位。
张晓刚认为他自己的作品是个人化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个人的内心感受与社会中人的记忆是他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他的“浓缩意义”也是由这种个人化的体验所驱动：个人情感串联起了巨变中的国家和时代，他本人的经历反映出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集体面貌。
1958年，张晓刚出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公务员家庭，是家中四子中的老三。1963年，他全家迁往四川成都，成长于文革年代的他自幼喜欢绘画，高中时跟着父亲的战友学画，毕业后到昆明附近的农村“插队”两年，一边干农活一边给农民上美术课。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张晓刚从农村直接报考，成为日后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77级油画系的一员，他的同学包括罗中立、周春芽、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等，这些名字如今依然响亮。但是四年的现实主义绘画训练并没有让张晓刚像很多同学那样成为“伤痕”派画家或投身当时流行的乡土题材，他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创作语汇。1982年从学校毕业后，张晓刚被分配到昆明市歌舞团作“美工”，生活境遇的困窘与创作环境的限制反应在他的画作上，他将1982-1985年称为自己作品的“魔鬼时期”（或“幽灵时期”）——这一时期，死亡、幽灵等意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画作以静物为主，色调灰暗，形象扭曲。
1985年，张晓刚和他的作品走出了绝望，那时的中国也掀起一场称为“85新潮”的艺术运动。年轻艺术家不满于当时中国美术界继承苏联社会现实主义的主流创作路线，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方向，成为对美术界的一场现代主义启蒙，张晓刚与毛旭辉、叶永青等艺术家一起组织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是其中最早的区域性艺术活动之一。1985年，他们举办了名为“新具象”的画展，受到了批评家高名潞和栗宪庭的关注。1988年，张晓刚回到四川美院任教，继续探索作品的题材和风格。
在经历了短暂的现代主义启蒙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成为这场艺术运动的高潮与谢幕。张晓刚参加了2月5日的开幕展，他的作品也入选其中。同年4月，张晓刚在川美举办了首次个展，学生示威也逐渐开始，其后发生的天安门“六四”事件让一切戛然而止。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张晓刚人在重庆，但广场上发生的一切影响了他的艺术观。黄专在名为《张晓刚：一个现代叙事者的多重世界》的文章中引用了张晓刚当时写的一段话：“作为我，‘艺术’与‘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概念，如何去从事‘艺术’也即意味着如何‘活下去’……这种感受到了1989年的下半年，在血的事实面前，似乎凝固了……个人在强大的恶魔--命运面前渺小无力。”（张晓刚，《“1989-1991 回归人的世界》）1989年以后，他将视角从西方主题移向个体生命在历史与集体命运中的脆弱与偶然，这种思索，也使他后来成为西方语境选择阅读中国艺术时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代表。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主题聚焦死亡与哀悼，画面中出现头颅、断臂、扑克、蜡烛等寓言式的形象，传递出肃穆的气息。他与同时期的当代艺术家们探索的”政治波普“画风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引起西方兴趣的同时却不被中国主流接受，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在国内举办展览。
和同属”后89“一批崛起的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等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批市场宠儿的发展路径相似，张晓刚的作品市场经历了从国外向国内的转移。1992年，他赴欧洲游历后回国，开始创作奠定其艺术史地位的”大家庭“系列--以文革时期家庭照为原型的画作，其中呆板表情的人物形象成为了其标志性的作品。这些作品1994年在”第二十二届圣保罗双年展“展出，并被他当时的代理画廊、中国当代艺术推手张颂仁的”汉雅轩“推向西方市场，鲜明的中国元素受到西方藏家及艺术市场的青睐，价格持续升温。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天价频出之时，张晓刚的作品也跻身其中。2006年，他的《大家庭：同志120号》在纽约苏富比以97.72万美元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首个”百万宝贝“。此后，张晓刚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价格的领跑者之一，2014年4月，作品《血缘：大家庭3号》以9420万港元（包括佣金）在香港苏富比”现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成交，再次刷新他的拍卖纪录。
2014年6月的一个下午，张晓刚在他位于北京郊外1号地艺术区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是他的第14个工作室，陈列着他未完成的作品，书架上摆满书和音乐CD，其中点缀着家庭照片和他从不同国家带回的纪念品。当时他正在为6月中旬开始在韩国举行的个展和将于明年年初出版的作品研究集忙碌。访谈中，张晓刚从对他的”误解“谈起，分享并不广为人知的早年历程，并对如今的中国艺术环境发表了喜忧参半的看法。以下是对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并经张晓刚本人审阅。
一个”缩影式“的艺术家，却觉得被误解了
记者：即将出版的《张晓刚：作品、文献与研究 1981-2013》试图对你的艺术经历和作品做一个全面的梳理，你似乎认为国内外对你的认识都存在一些”误读“，究竟怎么看待外界对你的认识？
张晓刚：我一开始在国内是长期不被人接受的。1997年以前，我基本没法在国内办展，包括群展都没太多机会。偶尔参加过的一两次感觉都是混进去的。一到全国展览的时候，”呱“，马上就给你刷下来了。所以我已经习惯自己在国内是不被认可的。刚好我的画廊是香港的（当时的代理画廊为”汉雅轩“），它就把我往国外推，所以我的作品从《大家庭》开始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参加了很多国际展览了以后，国内才开始认可，但是当时都还不能发表。我感觉一直到2002年、2003年，慢慢才开始觉得被国内的人接受。2001年《新形象》（中国当代美术二十年）展览的时候，才第一次进了中国美术馆。那天很高兴，终于进来了！呵呵，合法了的感觉。
记者：你谈的”国内不接受“也有政治敏感的原因吗？
张晓刚：对，当时国家很封闭，对搞当代艺术这一拨人不是很接受。我当时心理上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虽然我没有觉得我会对国家造成什么伤害，但国家会觉得你属于一个跟国家不合拍的人群吧。所以最早是西方先接受我们，但后来又觉得，西方可能不是从艺术角度，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接受我们。所以我们双重压力：一方面你会怀疑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真的是艺术家吗。另一方面国内人又觉得你们是属于西方的，是西方意识形态需要的艺术家，你也不属于真的艺术家。
所以我们这代艺术家还是比较悲催的。不断地要为自己的身份去抗争，去努力。面对西方，要用艺术的方式去证明自己。回到国内，还要用同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在国内，别人对你认可，是从市场上认可、认识，而不是从艺术上认识。人家就觉得你是西方认可的艺术家，然后你到中国来，你是以市场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你是一个市场的艺术家。你的学术、艺术价值也好像在西方，不在我们国内，你不是我们中国艺术家。
记者：你确实也是被市场认可的艺术家了，作品已经是天价，你怎么看待？
张晓刚：最早听说自己作品这么高价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恐怖，因为它超出了我这么多年对艺术的认识，尤其是对自己艺术价格的想象。记得2006年，张晓明（时任纽约苏富比[Sotheby‘s]中国当代艺术品部主管）在做那么一场拍卖（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她跟我讲：“我要把你的画飙到30万美金。”我说：“你疯了吗？怎么可能？”当时我那么大尺寸的画只卖8万美金。我又不懂，反正你有本事你卖吧，你卖赔了也赔不到我，你赚了我也赚不到钱，但还是很紧张。那天最后拍出98万，我一下觉得疯掉了。到后来（市场）就像一个锅开了以后，你扔一个东西进去，就会激起很大的热浪。慢慢就越来越开，越来越滚，疯狂到最后我已经麻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经济规律，唯一能保证就是我不要去参与这种事儿，有人让我自己送拍，我不去。
现在我的心态，对于高价反而比较警惕。我不知道它后面会带来什么。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肯定是往下跌。我希望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是求稳比较好，但这个我控制不了。你唯一能控制的还是你在工作时你能把握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去为市场考虑、去创作，但是你也不要把市场想得那么暗无天日，那么恐怖。它像一个照妖镜一样，这几年照出了很多妖魔鬼怪（笑）。它给我不断的提醒，让我更相信艺术本身。
记者：谈过了国内对你的认识，再看西方。90年代的当代艺术很流行“政治波普”，你那个时代的作品也有这种风格。你怎么看待西方对你作品的政治化、社会化解读？这些理解是你所希望的吗？
张晓刚：关于这个感受，我写过一段文字（写于张晓刚未公开的日记——编注），我说，在西方的感受是这样，我坐在那儿听别人讲关于我的故事，他们讲的很激动，激动的时候都留下眼泪，但我觉得那是在讲别人。但他们说是在讲我，到后来就把我弄糊涂了，我也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就开始想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感动，它是我的故事么？还是他们想象的，关于我的故事？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作品回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又跟我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他们讲我的故事就不是表扬的意思，而是通过我的故事在骂西方，觉得西方怎么怎么坏，我感觉很荒诞。我发现可能没有人真正认真看过这篇故事、这个作品本身的东西，国内国外都很少。
记者：所以你觉得西方把你的画做一些政治化的解读也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
张晓刚：也是一种误读，他们也不是故意要使坏，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角度来了解中国的艺术。欧洲和美国的艺术是主流，他们很容易解读，但是对亚洲的，南美的，东欧的艺术，尤其是这些体制不同国家的艺术，他们要找到一个角度。他们对中国艺术的解读要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他们老觉得你有点东西跟我不顺眼，或者老有点什么不一样，那是什么呢，那可能就跟你的意识形态有关。
记者：栗宪庭曾经评价你是“中国当代艺术缩影式的艺术家”，说你笔下的人物是“缩影式的中国人”，你已经画了30年，你觉得自己和自己的笔下的人物是否反映了这种评价？
张晓刚：这是老栗对我的高度评价了（笑），这不是我有意要去这样做，要画一种缩影式的人物。可能我们这一代艺术家有一种习惯，就是要去追求普世的价值。比方说我画一个人的话，我就会拼命地去想他的代表性问题，去想它和别的东西的关系在哪。可能在艺术风格上就会形成一种去追求某种普世的东西，也就是老栗说的“缩影式”的东西。但这个不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可能是我经历的时间太长了，混在江湖30年。
我可能算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三个十年嘛。第一个十年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会儿从乡土艺术，到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同学那个时期（在画这种），我也在场，虽然我不加入他们，但是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到后来，“85新潮”来了，现代主义运动开始，我也积极加入到这个潮流中；进入90年代以后有了国际化的趋势；到2000年以后，开启市场经济时代。三个时期，三个十年，完全代表三种中国不同的价值观。
记者：所以你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是对当代的一种思考？
张晓刚：我不敢说对当代的思考，我只能说，我还存在。我觉得真的很万幸，因为一起走来的很多人在路上可能慢慢就分散了。最后我还在这儿走，而且我坚信的一些东西我还把握着，我还是要通过我的一些体验跟这个时代一起走。但我从来没有去追求我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我只能把我体会到的东西尽量去表达。真实地表达我在这个时代中看到的，体验到的，包括想象到的，不管他是落后的也好，保守的也好，真实最重要。
我们这么多年教育习惯，太容易把个人和集体捆绑起来，生怕自己掉队的感觉，那我不习惯这种，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个体，然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你们就变成了一类人，成为了一个集体。到最后，你要进入历史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个体。
记忆与失忆
记者：《张晓刚：作品、文献与研究》记录了你1981年到现在的创作过程， 主题是“记忆与失忆”，你为什么这么关注记忆？
张晓刚：开始没有那么清楚地想到是关于记忆，后来慢慢在画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发现我怎么老去画一些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对死亡比较好奇，曾经主动去医院看尸体（笑）。而最早关于死亡的概念可能跟读的书有关，早期读的像存在主义哲学，会面临对死亡的一些思考。后来接触禅宗，包括东方的宗教，它们对死亡的态度是要去超越，要去重新认识死亡这个概念。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你要怎么样从恐惧死亡到面对死亡，到最后你可能重新认识它，就没有死亡。所以这么一个过程对我来讲，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思考，在创作中不断地出现，而过去、死亡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记忆，很自然的就会去想这个概念。
1989年1990年，我对自己有一次比较深的反省。在艺术上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根据自己喜欢的艺术方式来对比其他艺术家，重新审视。我给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我属于“内心独白式”的艺术家。我不属于观念艺术家，也不属于搞语言学科的艺术家，更不可能是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我更关注人的内心，可能就面临一个关于时间的认识。内心化的人，就相当于做梦的人一样，时间对你来讲可能是穿越的，现实主义它要有一个正常的顺序，从早到晚这么一个概念。你心目中没有这个概念，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抓住这个就好了。所以我的作品里会出现时空的互相穿越，就有了“记忆”这个概念。
但这种认识是可能最近十年以后才真正认识到。之前还是凭一种直觉在走，直觉我属于内心化的艺术家，那我就不要去想我有什么伟大的观念，也不可能发明一种语言。我肯定是在已有的语言基础上去发掘人的内心。但走到后来，我发现好多人也跟我聊关于记忆的问题。我才开始去思考，最早也不是简单的要画记忆，我当时的一个观念是要表达个人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时间点我选在了文革时期，我对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儿童时期印象最深。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能够明显地表达这种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但画出来之后别人说你是画文革的，我说我不是画文革的，没那么简单。
我不是要批判过去，我也不是怀旧，我更不是要还原过去。后来我都跟很多人讲说，我从来没想过要还原历史。记忆都是假的，不是真的，记忆都是你现在想像的过去。这个才是我们称为记忆的东西，你想真的还原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记忆是我们对过去在不断地想像中的结果。
记者：是什么触发了你在89年后开始创作后来标志性的《大家庭》系列？
张晓刚：我可以讲说是老照片启发了我，但这个太简单，其实它之前有一些思考的过程。对我来讲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刚好1992年去德国待了三个月，中间还偷渡到到法国、荷兰。看了一圈回来以后，重新想一想：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怎么办？
1992年以前，中国真的还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国家。出国的经历给了我非常直接的触动，（国家之间）这种差异大到让你不得不去想一些问题。你面临很多选择，跟当时出国的每一个中国人的选择是一样的。你要不要留下来？你是继续留在西方，还是回来？回来肯定意味着你很熟悉的、很落后的这种生活；留下来呢，可以享受他们很好的物质生活，和没有身份、没有文化、没有根基的这么一种人群。所以我当时很纠结，但是我和之前出国的人已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已经有“85新潮”了，所以我当时给栗宪庭写信讲：“其实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东西了，但是是什么？我们不清楚。”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回去，把那个东西找到。
当时感觉留在西方是腐朽堕落，你回来是“参加革命”嘛。就像当年往延安跑一样那种心情：我要回来，我要回来找到自己。我原来以为我还算是一个艺术家，后来到西方以后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是。我当时的体会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可能没有认认真真地看过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的资源其实很丰富，除了古代传统的那些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以外，其实有很丰富的现代、当代资源没用上。当时也有这么一个文化背景，就是张艺谋他们开始拍《大红灯笼高高挂》，像他们挖掘的中国的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他们挖那种乡土里边比较，就是所谓的落后啊、不能体现当代精神的东西。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从我们当代生活中间去寻找艺术？
有这种想法以后回到中国来，看见什么都亲切。因为换了一个角度，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啊！我当时其实很兴奋，我回来以后去看天安门，觉得天安门就很好看。后来回到我父母的家里面，觉得什么都好看。过去天天看老照片，实际没感觉，换了一种观念后看老照片，他们都不理解：“有什么好看的？你要看你就拿走吧！”我慢慢研究，一下子突然开窍了，明白了很多事情。
当然，简单地复制老照片，不是我喜欢的，我是一个现代主义情结比较重的艺术家，还是喜欢再造一个形象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后现代的艺术家的话，我可能就把老照片改一改，就把它当成作品就做出来了。所以，在老照片到油画之间，我还得去找到一种东西，就是我个人的语言。我得去研究出一种表达方式。这个过程花了一年的时间，慢慢把那个感觉找到，才有了这个《大家庭》。
记者：除了个人经历和思索，似乎阅读、电影、音乐对你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大影响？它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晓刚：我们这一拨人，为什么都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读哲学、文学到音乐电影、戏剧，各方面的知识都想要，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封闭造成的。是因为八十年代开放了以后，大家有一种求知的欲望，但是我们的条件有限，你不可能像现在的人，接触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全都要靠阅读去学习知识。而很多的阅读导致你很多误读，这种误读又让你产生很多关于艺术的联想，成为我们一种习惯的营养。
那时候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也是有限的，大家都是靠文字在交流，就靠写信。所以就可能形成了这一代人的一种特殊的学习方式。后来去看原作，都觉得不习惯，因为跟你想象的不一样。92年我到国外看美术馆，如饥似渴，之前还做了很多功课，因为怕看岔了嘛。我是顺着时间看的，从最早的中世纪木板油画，慢慢看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油画，到后来印象派，到表现主义，一直到9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越看越看不懂。之前我是靠阅读去了解艺术，当我面对原作的时候，发现我阅读的知识跟那个对不上。你作为一个热爱艺术、学习艺术的人，在艺术面前觉得自己是一个门外汉，那种感觉很绝望。但是没办法，你就只能按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去尽量了解艺术，幸亏艺术它是一种国际语言，你可以通过视觉去把握。所以别人也许会说：“你们这代人喜欢读书”，其实是跟时代相关的，跟社会交往有关的，跟环境有关的。我要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我也不看书，哈哈。
记者：影响你比较深刻的艺术家都有哪些？
张晓刚：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一路走来，有很多曾经很崇拜的艺术家，到后来一一都舍弃了，因为在不断地行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不是属于你真正喜欢的那种，虽然你会很尊敬他。最后可能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你会永远觉得他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的。
最早像西班牙的埃尔·格列柯 (El Greco)，这么多年一直没舍弃。去年还去托莱多，我想看看他创作的环境。梵高还是没变，但有一段时间梵高是被我冷落的，我觉得我的气质跟他不一样。表现主义有几个人原来很喜欢的，也被我放弃了。最后是马格利特 (Rene Magritte) 在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达利和马格利特，我就觉得我偏马格利特，马格利特的东西更抽象，更古怪，可能也更内在。到德国我是去找基佛尔 (Anselm Kiefer) 的，结果发现了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当时国内对里希特没有介绍，所以不知道。我去德国，发现他画的东西一直吸引我，每一个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才慢慢认识了这个艺术家。其实人的旅途中会遇到很多意外，你是在这种旅行中间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你很难预先设定很多东西，而这种意外的发现，其实给你带来了很多惊喜。
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看这个也喜欢，看那个也喜欢，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到一定的时候，慢慢你就越来越清楚，而且不会影响你去欣赏别的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没有人相信天才了”
记者：你说你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艺术家，但市场又把你推到了一个公共艺术家、市场艺术家的定位。你怎么样看待这种角色，你接受吗？
张晓刚：我发现今天这个市场还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把一个最不让人喜欢的东西变成一个值钱的东西。比方说我原来从来没觉得我的画能卖，因为我的画里面传递的东西是恐怖的，是抑郁的，而这种东西呢，一般作为收藏的人挂在家里是不舒服的。但是市场又这么喜欢它，这就是市场的魔力。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可能身不由己，你以为你可以把握自己吗？你把握不了，但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其实无所谓你想把握什么，反正市场会把你包装成另外一个人。或者说，你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魔鬼，市场也能把你卖掉。
所以反过来，我更坚定不要去为市场画画，你以为你可以为市场服务吗？市场是为你服务的。我觉得好的艺术应该是创造市场的。这就颠覆了我们过去对市场的理解，过去以为市场有一个标准，哪一种东西才是好卖的，后来发现不一定，人的口味是千奇百怪的，价值判断也是千奇百怪的。我是从培根 (Francis Bacon) 的画中看到这一点的。培根的画那么丑陋，但现在最高价是它，为什么？这是艺术市场，大家看重的是艺术的价值，市场价值是附在艺术价值之上的。
所以，在今天，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这么复杂。比如说，如果几个资本家在炒作艺术家、艺术作品的话，它为什么不把另一个人推到培根的价值？我觉得其实是值得研究的，国内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的艺术环境，和你出道时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晓刚：太不一样了，我太羡慕了。年轻艺术家稍微有点才华，多少人关心他。资讯又发达，价值判断又很清晰。每个画廊代表什么，每条路指向性非常清楚。我们年轻那会儿没有任何方向，唯一的方向就是很抽象的、神圣的《梵高传》(Lust for Life， 1934)这些书，就算信念的支撑。现在的艺术家目标很清楚，多少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价位，达到什么水平。
这种现象客观来讲是好的，但就看你自己怎么把握。它的副作用就是宠坏了很多人，助长了一种功利的东西。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现在全都是成功学的教育。教的不是艺术，连技术都不是。就是成功，就告诉你，想成功要用什么方法。所以这样的结果太清楚了，学生觉得没劲。艺术变得不神秘，变成了一个行业。他进来以后，老师就讲，这个行业里面是这样的，你要怎么样走才可以成功。你得认识谁，你得上什么样的媒体，你得进什么画廊，你得参加什么样的展览，你的画要卖到什么价位。没有一个老师讲：艺术是很神圣的。老师自己都不相信。
艺术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只能用魅力去形容它，不能用正确与否来形容它。那你怎么让他觉得艺术有魅力呢，他应该学的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打动人的东西。如果艺术都打动不了他，变成简单的一个行业，只剩下技术和一些人际关系。他的想象力、他的激情在哪啊？他的激情是为了获取很具体的东西，而不是觉得我要和上帝接近。其实西方之所以比我们尊重艺术是因为艺术在他们心中还是神圣的。我们这儿艺术变成一种商品，太物质了，没有一种形而上的让人敬畏的东西。连艺术家对艺术都不敬畏，搞批评的人对艺术也不敬畏。这种环境下，可能做艺术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记者：听起来有些悲观。
张晓刚：我还是比较，不能说乐观，但不会说对我们的环境悲观，毕竟今天的环境比我们过去的环境真的好太多。而且就我接触的年轻艺术家来讲，真的比过去的艺术家进步很多。各个方面的基础都高太多。知识也好，技术也好，资讯、眼界、素质各方面，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时代的起点比原来高了一大截。但他们的竞争也就更激烈了。
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行业上的竞争，可能有天才的竞争。现在没有人相信天才，大家相信智慧，所以观念主义比较流行，时尚的比较流行。天才是有缺陷的，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健全”的人，你要能谈生意，要很国际化，要什么都会，不能有缺陷，有缺陷你就落伍。
现在的人越来越个体化了，人和人之间怎么形成关系，需要寻找一种公共的语言，就是公共关系。比方说网络，你要是不懂网络，今天就很尴尬，就更孤独。在工作中如果要和人形成一种关系，你要具备很多能力才行。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能力，交往起来就很吃亏。没有人欣赏你是天才，没有的。梵高要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死定了，可能真的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