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立美术馆都面临从收藏、研究到推广、传播的功能性转变，尤其要承担公共教育的职责，这也给很多美术馆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
众所周知，北京画院美术馆并不是一家独立的美术馆，而是北京画院的下属机构，这种属性和馆藏结构使得它的展览内容和方向与其他美术馆并不相同。“我们的馆并不大，但希望将展览做得精致而深入，与很多大型美术馆相比，来北京画院看展的人也并不算多，但我们更重视观众质量和观展感受。”吴洪亮表示。
有步骤、有规划地精心策划每一个展览，是吴洪亮带给北京商报记者的最大感受。在建馆之初，首先启动的就是齐白石作品陈列展，从齐白石的草虫、人物、山水、梅兰竹菊，到水族、花卉、书法、蔬果、石印、手札，这个专题展一做就是十年的时间。接下来除了即将开幕的齐白石草虫展，“中国古代美术研究”等也早已在吴洪亮的计划之中。
2007年启动的“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已经做了40多个展览，涵盖了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董希文、庞薰琹、周思聪、黄胄等众多20世纪美术大师，令人诧异的是吴洪亮在展览方式上的另辟蹊径。面对庞杂丰富的美术史，吴洪亮选择从个案研究来勾勒全景，先后做了李苦禅收藏的碑帖，张光宇的民间情歌，周思聪的图稿和作品对照、荷花、矿工图，卢沉晚年的醉酒图等展览，都是以微观世界介入，一点点勾勒和梳理出20世纪的美术史。
谈到做这一系列展览的初衷时，吴洪亮表现得很谦虚，“每个展览背后都是研究，前提是要理解这个艺术家和作品以及他的创作过程。什么是好的展览、好的作品，我不喜欢下定义，我更倾向于做论据。做了这么多20世纪美术大师的展览，就是希望通过大量的研究和作品展览为这些美术大师做支撑论据，展览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更是建立学术标准的过程”。
有业内人士表示，吴洪亮策划的展览有属于他的标签，这种独有的气质一直贯彻在他所策划的展览中。比如在“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回顾展中，那一根根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枕木、那些代表着死亡又与周思聪水墨构成相契合的叉字符号、那一枝孤独的背负希望的玫瑰花、那一首悲怆的第八交响乐《大地之歌》，甚至插花的花瓶，在吴洪亮看来，每个展览都是一个系统，都是一个个研究和论据支撑起来的。要想做好一个展览，必须要花时间，要做好每一个细节。“其实展览做完了才真正知道哪里没做好，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展览也是一个遗憾的事情，因为做得再好总会被撤展的。”吴洪亮说道。
人物对话
“美术馆只接项目，还不如叫展览馆”
北京商报：在这股美术馆建设浪潮中，涌现出了很多硬件设施一流但展览和研究却滞后的美术馆，您对此如何看待？
吴洪亮：美术馆有这么蓬勃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城市配比上来说，美术馆对于市民文化生活的提升是有需要的，但美术馆面临的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一个城市未来10年、20年内究竟需要多大的美术馆，要有权衡和判断，要相匹配，还要筹划好后续的经营问题。现在盲目上马的事比较多，做美术馆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比如为了争取土地资源、享受当地财政税收的优惠等，但最终能否为艺术生态带来持续的提升还很难说。
北京商报：目前很多美术馆自主策划的展览很少，主要是靠场地出租来生存，对此您怎么看？
吴洪亮：美术馆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长期规划，开馆之前就需要有至少十年的规划。无论是民营还是公立，不管规模大或小，美术馆只接项目的话，还不如只叫展览馆。审核策展人的项目，这种生存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做具有收藏、研究、公共教育功能的美术馆的话，研究的前导肯定是要做的。
北京商报：如何看待公立美术馆与民间美术馆的优劣势差异？
吴洪亮：公立和民营美术馆各有优势，各有各的难，就是在体系范围内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对于公立美术馆来说，如果要构建馆藏，需要层层审批，审计非常严格、过程很漫长、难度也很大。另外，目前中国美术发展到了一个供求关系矛盾的阶段，需要做的展览很多，但好的美术馆资源却很有限，有很多展览没办法妥协，需要在坚持艺术水准之间权衡。
在我看来，民营美术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成本支出，再大的企业要撑一个美术馆也是很有压力的。民营美术馆如果要长久发展，必须要有公益化的过程，要做制度化建设，比如美术馆董事会的制度建立、藏品的个人化与社会化的分割等。很多公司型的美术馆、打着公益的名义做企业的美术馆，长久以后可能都会遇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