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海报
2012年12月30日，岁末的一个寒冷的下午，由广州53美术馆与成都当代美术馆共同主办的“贵阳叙事：新长征路上的‘城市零件’油画展”在广州53美术馆开幕。年轻一代贵阳当代艺术群体“城市零件”K11艺术村集体亮相，展出近年来的最新画作，呈现了异于四川及广州等地画家的独特风貌。
开幕式当日，一个题为“艺术团体的死亡之路”的研讨会将这广州近来最低温的一天渲染上些许悲壮的色彩。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成都当代美术馆副馆长蓝庆伟在这样一个艺术团体群展的研讨会上抛出这样一个“论调灰暗”的议题，引起了与会批评家、艺术家以及广州、贵阳两地的艺术团体代表的思考与争议。
艺术团体“抱团取暖”的现实策略
“这些年来，当代艺术团体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为什么说它们在死亡之路上呢？”参加研讨会的许多批评家发言时，首先提出的就是这样的疑问。
上世纪80年代的“85美术运动”与“群体现象”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让我们耳熟能详——包括广州的“大尾象”在内的这些艺术群体，在这种群体化运动中，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有着一种现实的“策略”——比如说更容易发出引人注意的声音、更能找到传播的机会、更有利于每个个体的艺术家坚持创作等等。就在“城市零件”这个展览开幕之前，53馆展出的“黑屏”虚拟艺术展，就是由“01小组”这样一个艺术团体创作的；在“三号线艺术空间”租赁画室的一批艺术家，也自觉地以“三号线”来命名自己的艺术聚落。
这种更加“安全”的方式使得艺术家能够自由的抒发艺术追求，但这样的团体现象很快便会走向解体——或是成立新的社团，如：85新空间；或是宣告社团的结束，如：厦门达达；或是走向彻底的个体。对于这种“合久必分”的现象，蓝庆伟认为，虽然目前看来新生的艺术团体还在不断诞生，作为个案的“城市零件”也正是运转最好最团结的时候，但作为艺术团体的现象，必然要走上死亡之路。因为“艺术创作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事，当个体遇到现实的困境时，可能趋向于寻找群体的安全，但获得成功之后，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改变，个体的思想在转变，团体可能会成为一种制约。”
他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团体中有强者与弱者，当产生艺术主张的分歧时，很难再继续在一起；团体容易造成思维的惰性，造成个体被强加团体意志，而在艺术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团体的死亡之路其实是个体的发展之路，希望目前处于团体中的艺术家能够早早认识到这一点，提前做好准备。
王林：
谈论个体与团体不宜简单二元对立
这一观点首先引起了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批评家王林的强烈反弹，他认为这个观点“前提是不成立的，用个体否定团体的必要性这不成立。美协作为一个团体阻碍了艺术家个体的发展，但新潮美术时，流派和团体促进了个体的成熟。”
王林解释说，艺术团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艺术家地域性的松散联合，另一类是由于创作方式的强技术性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新媒体艺术，就需要团体协作，技术与创作有机结合在一起，不能说谁来提供创意，谁光做纯技术的部分。行为艺术也多为团体创作，比如《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那个作品就是需要一个团队来叠加人体，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们不应该将个体与团体简单地二元对立。”
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个命题“非常危险”，“很可能成为噱头”：“85时期的艺术团体，在当代文化建设上有重要意义——重建民间文化权力。”因此，他认为艺术团体在今天不是走上死亡之路，而是刚刚开始，面对的是新生之路、再生之路。艺术批评家、策展人管郁达延伸了王林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团队是一种传统。“我更愿意把这些艺术团队称为‘团伙’，称为‘趣味共同体’，他们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在国家与个体之间构筑一个公共空间，非常可贵也非常必要。”
胡斌：自媒体时代团队必要性削弱
批评家、当代艺术策展人、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的胡斌前不久才以《野生视觉》为题策划了一个鲜活又别样的广州青年当代艺术家专题展。他也一直比较关注以广州青年艺术团体为代表的团体现象和空间现象，在他看来，现在是各地艺术团体涌现的时代，蓝庆伟提出的“艺术团体的死亡之路”命题可以更多地”被看做一种引起思考的信号：“前些年各个区域推广中艺术家抱团取暖争取资源、获取关注的操作模式是不是在减退？在当下这个自媒体时代，团体效益的确在削弱，个体就可以获取资源。但是相对的，‘知识共同体’也在越来越活跃，所以团体发展依然有其可能。团体的形式与个体的形式，都有其有事也有其问题。”
青年策展人胡震则认为，在传播中，团队的力量一定大于个体力量，所以当下大家应该关注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导致死亡的原因”。“每个团队组织起来的原因、内部的成员、面对的问题都是不同的，所以一概而论似乎有些粗率，我们应该更关注过去消失了的团队死亡的原因，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艺术团体产生启发意义。”
回到现场：“他们个体的力量没有被消解”
管郁达关心这样一次研讨是否有徵而发，是否意味着“城市零件”的“散伙饭”，对此蓝庆伟并未直接回答。“城市零件”的发起者与代表艺术家董重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己的团队是成功的：“我们没有在这样一个品牌里面混下去，我们生活在贵阳这个变化中的老城市里，环境和经历与北京、上海以及广州这样的都市里的艺术家显然有别，不过，正是这样的差异，使得我们的绘画具有特殊的地域特征。”
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艺术批评家樊林曾长期关注“城市零件”的画面气质，她认为，“他们个体的力量没有被消解，与传统固定的地域符号特征不同，他们的作品尊重自己的感受，提供各自不同的描述与符号，却不呈现一种共同的程式化现象。
策展人蓝庆伟自己也认为，作为集体的“城市零件”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艺术平台，而非艺术重点，“不难想象的是，将会有更多的艺术家会摆脱地域的限制而最终走向北漂甚至旅居它国——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
广州艺术团体现状如何？
广州当下的艺术团体状况如何，是不是即将死亡？对于这个问题，胡斌显得很淡定。他认为，广州当下的艺术团体松散、务实而且健康。“就像我在《野生视觉》那个展览前言里面所说的那样，在我对广州当代艺术生态的观察中发现一个有趣的趋势：在青年艺术家当中，以前那种基于话语权争夺的抱团现象在减退，越来越多的是因为艺术创作交流、组织的需要和知识趣味的契合而形成的各种小组合，他们从已经日渐致密化的艺术系统中散逸出来，而力图建立起更为吻合自身表达诉求的工作和呈现方式。青年艺术家们不再热衷于抱团，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闭门造车彼此不再交流，相反，近年来民间艺术空间逐渐活跃，几处艺术家聚集地逐步形成，赴外交流计划日渐频密，使得广州青年艺术家的对内、对外互动都更得到加强。尤其是那种私下的、各种跨学院的、机动的、不拘一格的小聚会、小讨论，那种场合往往渗透着更多的思想智趣。”
对于这个话题，广州本土的年轻艺术家们显然有话要说。“三号线艺术空间”的代表艺术家江山以自己的经验为例，认为这种“扎堆抱团”的方式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在共同的空间中，每个艺术家做自己的创作，在风格上并未彼此影响或者遮盖。“伍仙桥艺术家工作室”的代表艺术家江衡自身经历过从卡通一代至今的许多艺术团体的组成、嬗变与消亡，对这个话题有更深的体悟，他认为以理想主义为建构基础的团体可能更容易走进危机。而“01小组”面对的问题显然与以上几个团体都不同，“我们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对虚拟世界的探讨，所以我们是一个研究性的小组，彼此之间有合作完成作品，我们觉得新媒体艺术需要团队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