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艺术家不想让西方来规定艺术的好与坏

 

当我们看到“土著文化”这个词时，往往会预设看到一些符号化的原始风情——展馆门外燃烧着的带来“澳大利亚味道”(策展人语)的桉树叶和展览海报上身负多种旗帜、颈带土著风格项圈、又用中式象牙筷子穿过鼻隔的男子似乎更让我们加深了这一印象。

 

但这次展览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直面这些未曾被写进美术史的、此刻已不被遮蔽的艺术，对我们认识我们自身文化中的本土性与全球化问题，也大有助益。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樊林在教授美术史课程之余，也经常从事策展实践。去年2月，她到悉尼与澳大利亚文化合作集团创始董事、红门画廊特别项目主管凯瑟琳女士合作，策划了一个亚裔艺术家联展。在悉尼工作的一个月之中，樊林接触到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并对之深感兴趣。她说：“澳洲土著人的艺术传统是远古的也是连续性的，它是隔绝于世、独立发展的，一直以来比较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琼·孟丹·万告诉我，凯瑟琳与樊林两位女士的热情帮助，促成了这次展览在广州的落地。“这是我们从澳大利亚带到中国的几个展览之一，却是我们第一次到中国南方来做这样一次展览。特别的是，这次展览所选择的几位年轻艺术家，都有着华裔血统。”

 

“广州是一个非常HOT的地方”，琼·孟丹一语双关地说。在他看来，这里不仅气温炎热，而且性感热辣、思维活跃。从18世纪开始，华人到澳大利亚北领地和北昆士兰州等地的金矿淘金，之后陆陆续续通过中国南方——具体说来就是广州，到达澳大利亚。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回归故土，但也有不少人就此落地生根、娶妻生子，为澳洲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混合血统人士在澳洲非常普遍，而在澳大利亚，混合血统的土著人常常被称为“黄种人”——即使他的父母分别是白种人和黑种人，这种称法带有一种自动的、讽刺性的亚洲推断。

 

有人认为，这些跨文化、混合种族的人群体现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琼·孟丹认为这次展览放在广州举行是非常适宜的，除了展览本身之外，他同时更希望能就此与中国观众展开对话。

 

 

琼·孟丹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地理风土与文化特性。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家们，曾经用原始的颜料，在一种特别的树皮上或者大地上作画，然后自然地等待风将沙土上的线条抹去。西方的艺术家与收藏者们来到这里，发现了这种不同的艺术，要求他们在纸板上作画以便带走，然后这些作品开始被国内的美术馆收藏，土著艺术家们也开始使用油画颜料、画布之类西方媒材来创作。

 

20世纪70年代是澳大利亚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些重要的国际双年展开始引入澳大利亚土著艺术，以西方的观察角度来命名这些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著艺术家们开始使用摄影来创作作品，也有了自己的艺术家联盟，并开始在国外进行展览。如今，土著艺术家们使用各种媒材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展出。

 

然而，直到澳大利亚独立的策展人与批评家们成长起来之前，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一直被西方美术史所忽视。文化传统的隔绝与难以进入，有时成为了其他文化误读或产生刻板印象的缘由。

 

樊林谈到她与凯瑟琳之间的一段对话——“一天晚上，凯瑟琳问我，‘你上西方艺术史课，有多少页是关于澳洲的？’我回答说：‘只有一页。’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是被西方所书写的美术史。凯瑟琳给我读她为悉尼双年展所写的文章，里面有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刻——当一个白人遇到一个土著，把他命名为‘星期五’，完全没考虑过他在他自己的语言中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总在强调文化的多元，其实这个多元往往是被书写过的多元，如果我们不真正进入这个话语系统，意识到每个文化来自它独立生长的条件，那些在土地上创作的作品被搬到展厅里去的时候，它的文脉是被切断的，今天的策展人想给我们看的，实际上是一种不被遮蔽的艺术。”

 

琼·孟丹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正是如此。“我想土著人应该要做自己的展览，要思考和写作、著书立说，写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想让西方来规定，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不好的艺术。”

 

 

 

信息时报：在您所工作的范围中，“土著艺术”究竟是指代身份还是一种关注世界的方式？我注意到，在这次展览中，所有的艺术家都具有华裔/土著混血身份，他们表现出的即使不是对这种身份的焦虑，也是对这种个体身份的强调。所以土著艺术只是土著人的艺术吗？

 

琼·孟丹：我想，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与社会语境有关的，但每个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实现方式。在今天，土著艺术家也生活在现当代的社会中，他们的思想也是在这一语境中成型。他们中有人专注于谈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家庭与家人，有的人更喜欢谈论社会中其他人的思想与生活。这不仅对土著艺术，对任何艺术家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展览中，都是年轻的土著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是摄影作品，其中有两位艺术家呈现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对中国人的观察。我想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出某种文化独立性——这是我的故乡，我来自于她，滋养于她的历史与文化，我也来自于一个现代的社会，受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所呈现出的独立性也会受到这些综合元素的影响。

 

信息时报：被西方收藏者与西方美术史观看的澳大利亚土著艺术，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在中国，除了国家的美术传统与文人画或者说文化精英的美术传统之外，还有一条往往被忽略的民间的美术传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土著或者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美术资源曾被主流美术大量引用，但这种观看带有一定的程式化与符号化。从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家的工作经验中，我们能受到怎样的启发？

 

樊林：对于艺术家本身而言，自省的力量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找到你文化的根源在哪里。从自我的内在出发，寻找一些重新认识的力量，才可能改变一成不变的、被官方书写的历史。在我和这些澳洲策展人、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中，我重新感受那句话“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自由过，每个人都在被时代和大的环境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如何实现自我言说？当这种内在的改变更加强烈，我们的艺术史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全面的艺术史，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语境里面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样的。

 

 

《一半一半——三位探索土著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家的展览》

 

时间：6月28日~8月17日  地点：红专厂(E9艺术馆)

 

策展人：琼·孟丹·万

 

作家、艺术家和活动家，目前他在悉尼西南部的坎贝尔城艺术中心担任当代艺术的土著策展人。作为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土著组织Bandjalung的成员，琼·孟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涉足视觉艺术。

 

艺术家：桑德拉·希尔

 

是一位来自西澳大利亚西南部地区尼云格的女性艺术家，她使用极其个人化的经验：“我的高曾祖父威廉·阿·星是华人，他和尼云格的女人结婚……”桑德拉、她的母亲以及她的四位姐妹都是1933年到1958年期间“被偷走的一代”。

 

“我是直到1985年才和亲生父母团聚，但是我们两代女性后来通过重逢，使我们重新获知中国血统的故事和相关联系。”桑德拉的作品被包括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和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在内的中国机构收藏，在她的作品中除了从这种重新获得的集体血统和片段化记忆中寻求根源之外，还直接讨论全体女性人生际遇的限制——女性等待王子的到来，变成“小主妇”。

 

 

贾森的母亲是新南威尔士州塔瑞人，父亲是中国广东人。他的作品一直关注混合文化身份，通过各种不同媒介形式进行表现。他曾凭借一件关注殖民化的争议性作品获得2012年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土著艺术大奖，他去年在中国生活创作了几个月，比较在消费驱动的社会中，两国在保留传统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异同。

 

这次展览中他的作品名为《长城》，是讨论城市发展和消费主义带来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在一堵砖墙上，他绘制了旗帜，然后将它拆除，这些被拆下来的砖块被赠送给附近的居民，用于建筑当地的房屋。

 

 

盖里的父母双方都有华人血统，祖辈来自广州。他是一位人类学家、艺术家、作家和策展人。20世纪80年代，他在悉尼从事服装设计时，就一直积极参与并推动土著艺术。他策划的第一个展览《漂亮羽毛朋友们》展示了约200件土著的纤维和身体装饰艺术品，“悉尼为之倾倒”。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将精力集中于摄影实践，主要表现刚强气质，特别是文化/民族特性、美和自我投射等主题的图像。盖里这次带来的是他2012年在北京24小时艺术工作室驻地创作的摄影作品，他的作品被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等机构与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