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逝世70周年，为了表达缅怀之情，两场以为蒙德里安为主题的展览将在这个夏天于英国举行，一场在马盖特（Margate），另一场在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其中泰特利物浦举办的展览名为“蒙德里安和他的工作室”（Mondrian and His Studios），展览将通过画家不同时期工作室的面貌来追溯其艺术的发展过程。
法国：贫困线上的艺术家
抽象派艺术在法国从来都不是宠儿，1934年，穷困的蒙德里安被迫加入了失业艺术家工会（Syndicat des Artistes en Chômage），当时该机构每周为贫困艺术家们发放相当于现在60镑的资金，以保证他们的温饱以及创作材料的供应。同年，他在巴黎遇到了英国艺术家本·尼科尔森和其夫人。尼科尔森夫妇被蒙德里安严谨的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作品所震撼，并鼓励他们的英国朋友买下蒙德里安的作品。
蒙德里安在巴黎启程街26号（26 Rue du Départ）工作室留下了许多照片，著名摄影师安德烈·凯尔泰斯（André Kertész）就是拍摄者之一，他后来仍能生动地回忆起房间的对称感。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房间充满了令人困扰的不对称，凯尔泰斯只是被他所看到的东西误导了。蒙德里安将房间里的画架和家具巧妙地进行摆放，给人一种矩形的暗示。蒙德里安写道，“一旦将造型的美感通过房间的布置转移到我们周围的空间，成为带颜色的区域，这种抽象与现实结合的景象就消失了。”他把红色、蓝色和黄色的矩形钉到工作室的墙上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视觉上的花招欺骗了凯尔泰斯的眼睛，让他在一个毫无新造型主义的房间里看到了对称性，把艺术简化成一些彩色矩形。
直至1936年，蒙德里安的网格作品系列“构成”（Compositions）已经在英国有了市场，并且在很多地方都能觅得蒙德里安作品的踪迹。然而不久之后，法国与德国开战在即。1938年9月21日，蒙德里安被迫离开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巴黎，抵达伦敦。
伦敦：公园山道上的新工作室
1938年9月，本·尼科尔森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孩子住在维多利亚时代专为艺术家建造的别墅中，名为摩尔工作室（Mall Studios），位于伦敦北部的塔斯克尔路（Tasker Road）上。尼科尔森在公园山道的房子里给蒙德里安安置了一间工作室，然后又分隔出一个卧室兼起居室。就像在巴黎启程街26号，也就是蒙德里安最出名也最寒酸的画室一样，这位不再年轻的荷兰艺术家将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
可以说，公园山道是蒙德里安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地理坐标，从1919年巴黎及后期规整的线条风格转变到其最著名的、风格也更加自由的遗作，《胜利之舞》（Victory Boogie-Woogie，1942-1944年）和《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Woogie，1943年）。
可是为何展览“蒙德里安和他的工作室”对伦敦工作室提及甚少？艺术家本人也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虽然在当代，蒙德里安常被塑造成一个不谙世事的苦行僧形象——但这位新造型艺术的创始人其实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新闻照片的宣传价值。蒙德里安没有留下与伦敦工作室有关的图片资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公园山道的房间不够上镜。
纽约：风格的转换
1940年，蒙德里安搬到纽约，并带走了一些未完成的画作。今天看来，他在巴黎、伦敦、纽约三个地方的艺术创作，只有伦敦时期的作品最为扑朔迷离。就蒙德里安其他时期的作品来说，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Stedelijk Museum）的《构成4号：红、蓝、黄》（Composition No. IV with Red, Blue and Yellow，1929年）是创作于巴黎的作品，而藏于纽约MoMA的《百老汇爵士乐》则代表了纽约，然而却没有一幅作品，甚至没有一个风格时期，可以被清晰地标上“伦敦”的标签。
不过这并不代表蒙德里安在伦敦时毫无建树。在利物浦的展览上，蒙德里安在公园山道所画的一些铅笔素描被置于一个玻璃展柜中与大众见面。这些素描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十分珍贵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蒙德里安基本不画素描。这些素描是用炭条直接起稿在帆布上，并且画法相对正式。在伦敦的期间，许多随手拣起的物品成了蒙德里安的画布，比如一张展开的“黑猫”牌香烟盒（蒙德里安是一个挑剔的素食者，同时也是一杆大烟枪），或是印着“奶片”字样的空包装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蒙德里安那时大量且快速的画作来自于一种创作的迫切激情。
对比蒙德里安的工作室和他不同时期的绘画风格，人们不难发现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巴黎工作室，矩形是互相垂直的；而纽约工作室同伦敦工作室一样，墙上的矩形试图用垂直和对角线体现矛盾。巴黎启程街工作室里的家具大部分被漆成黑色，上有网格，而在伦敦和纽约，家具则是白色的。拿这些因素与《百老汇爵士乐》进行类比，得到的答案是令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