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小彦
十多年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刘峥，第一次听他讲摄影。我发现他是一个极端认真、认真到了可能有点苛刻的年青人。他谈摄影的质量，谈摄影家的责任，谈镜头的残酷。他的结论是确定无疑的，不容辩驳，但同时他又用了讨论的方式。他的眼盯着你，吐字清晰而又富有条理，让你不得不去倾听，然后认真回应。
我知道大约从那时开始，刘峥正在拍后来影响颇大、同时也引至一些争论的“国人”系列。
那时，“纪实摄影”开始成为摄影界新一代多数实践者追逐的目标，甚至开始变得有点时髦。在那个年代，不去谈论，甚至不去拍点带有纪实意味的图片，就可能容易受到质疑。
我没有和刘峥深谈过这一类问题。也许，刚刚和他接触时，我仍然按照某种惯习，把他归入“纪实”类。当时的直观印象是，刘峥试图用镜头去表达一个整体性的视觉概念，一个涉及“中国人”这么宏观存在的现实。刘峥希望塑造一个有力量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表象世界，就像当年的德国摄影家桑德那样，为一个民族造相。
不过，随后刘峥的实践证明，上述猜想颇有点想当然。首先，在他的“国人”系列中，不断出现一些长相奇特的边缘人。仔细阅读这些形象，我恍然明白，刘峥是一个对形象有特殊感受的人。这决定了他的选择，和普通所理解的“纪实”无关。因为他不会满足于一般的观感，更不会停留在猎奇的水平上。他透过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彼此之间不能互换的形象，固执地寻找着一种深藏其间的“共相”。请注意“共相”这个用词，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在刘峥的选择中，“个性”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是一个矫揉造作的词。那是一种存在于对象身上、同时又被反复交替的历史所不断揉捏的“细节”。这“细节”嵌在一具又一具的肉身中，转变成令人震惊的气质。
为了寻找这种气质，刘峥甚至把他的镜头对准了临终者。他们的肉身带有一种自然主义的病理征象，表达着生命一点一点消逝的悲哀。他还对准了尸体，那些因飞来横祸而突然中断生命旅程的可怜肉身；对准迅速膨胀与开始腐烂的躯壳；对准崎形胎儿的标本。他不躲避因逼视而必然产生的残酷性，他要让视觉本身回归到逼视本身。在他看来，视觉的本质就是逼视。
刘峥的镜头停留在一具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年轻女性的遗体上。那可是一具完整的、具备所有审美特性的、赤裸的身体，静静地躺在送往太平间的担架上。细致的影纹凝固了肉身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这里潜藏着的，是一种对观看的过度严厉的拷问。当我凝视这一帧图片时，我恍然明白刘峥之所为。我体会到了他的一种内在紧张，一种无法平缓和放松的生命压力，以及通过这紧张和压力所爆发出来的奇特的力量感。我可以想象得到，刘峥是如何屏住呼吸，以一种视觉工作者少有的较真，去实践观看者的公共责任。他通过镜头，凝视着他所选择的眼前的存在，然后按动快门。再然后，他一定会闭上眼睛，内心涌动着一股来自黑暗内心的无声浪潮。接下来就是，他把这浪潮推向了孤独的暗房，然后发散到暗红色的狭小空间中。
之后，在某一天，刘峥转型了，不去拍“国人”了。表面理由是“完成”了这一工作，实际上，他找到了更重要的概念。
刘峥的转型，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似乎过于急速和突然，以至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时的刘峥不再仅仅寻找对象，而是要通过摆布，来把一些由来已久的概念视觉化。他开始“复制”那些从来没有人想过可以视觉化的古典传说。他要把这些传说，通过充分的视觉重组，转变成日常视觉领域的黑色幽默般的戏剧场景。
《盘丝洞》系列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作品，也是这一实践的关键开端。七个粗俗不堪的裸体女人，怪异而没有目标地演绎着古典小说中那一幕充满隐喻的荒谬故事。当这个故事仅仅存在于文字中时，并且作为古典文学中的一个插曲而四处传扬时，没有人会意识到其中的视觉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旦刘峥把这视觉性付诸实施后，艺术界又马上引来各种不太负责任的复制版本。我对这事件有点好奇，尤其是，当摹本的名声盖过原创的意义时，反倒让我对刘峥的图像实践有更清醒的认识。对刘峥来说，他的工作是义无反顾的，这表现在他对类似摹本的淡然上。这说明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果然，随后就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创作，那是和革命概念相关的一组作品，比如《南京大屠杀》、《革命者》、《狼牙山五壮士》、《人民的乳汁》等等。
这一系列作品表明，刘峥不再以摄影家自居，他的工作具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把过去那些曾经庄严无比的悲剧，变成意义暧昧、在理解上像迷宫一样的喜剧。
之后，刘峥进入了创作的停顿期，他安静下来，似乎进入冬眠，蛰伏着。
我知道，他正在酝酿另一场视觉的骚乱。
现在，这场骚乱变成了事实。刘峥把它称为“惊梦”，一个优雅、传统、不无诗意的命名。我则认为，这场骚乱，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试图推翻现存的观看世界、并努力接近终极真理的绝望进军。在我看来，刘峥这一绝望进军，是作为微观政治学的身体叙事的一种全新实验。尤其是，当他面对早已壁垒森严的肉身秩序时，进军就不仅是绝望，而且还化为一声前所未有的绝响，凄厉而又清亮。
三十多年来，视觉领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去建立关于身体的叙事，并把这叙事浸泡在各种美学、艺术、精神与视觉的营养汤中，来为缕禁不止的肉身寻找呈现的合法性。遗憾的是，身体叙事的合法性表面看来越是正当，真实的肉身就越是消失在视觉艺术的狂欢与喧嚣中。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恰恰是对肉身的审美在谋杀对肉身的叙事。对肉身的审美，其广为人知的基本方式是，把观看从微观拉到宏观，从而让盯视失去焦点。严格来说，对肉身的审美是反政治实践的，因为它惧怕其中所包含着的尖锐的现实议题。要让肉身变成一种有力量的身体叙事，就只有把肉身完全摆放在广阔的政治情境中，去除所有的假模鬼样的做作，让坦诚、见识甚至放肆成为日常盯视的核心，进而重建身体的秩序，一种公开化的、直视的、具有微观意义的全新秩序。
我理解刘峥工作的艰巨性。在身体叙事上，困难的不是精益求精的技术，也不是层次丰富的影纹，这些都是对摄影工作者的一种重大挑战。困难的是寻找合适的对象，做合适的交流，然后让对象做出符合身体叙事需要的合适反应。要知道，像刘峥这种身体叙事，对于精英阶层和大众社会来说，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以为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刘峥把他的最新实践看成“惊梦”。显然，他看到了其中与肉身有关的多重含义。
坦率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发展出一套具有现实穿透力的身体叙事。我们的身体是被传统规训所定义的，后来又被世俗美学所改写的，它最极端的呈现是凌迟，最公开的展示是刑场，最羞辱的打击是杖责，最日常的审美是“三寸金莲”，最虚伪的表达是当下的唯美主义。它如果不是躲藏在暗幕中发出淫荡的窃笑，就是被可怕的行刑刀所无情地肢解。今天，身体总是和审美挂钩，然后厚颜无耻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被各种世俗眼光所抚摸，所奸污，并且还让人发麻，一直发麻到没有感觉为止。
刘峥希望用表面极端、内里冷静的坦诚方式，重新书写关于身体的叙事。这样一来，刘峥的身体叙事，因为其影纹的细腻，因为其姿态的无畏，因为其形象的边缘，因为其情绪的高亢，因为其微观的盯视，从而上升为一种视觉政治，像惊梦那样，让世俗世界为之发抖，为之畏惧，为之怒吼，为之回避。刘峥告诉我们，必须以一种真实的状态去观看，观看本身才能获得其全部的价值。发抖、畏惧、怒吼和回避，只能说明虚伪。
为了去除虚伪，我们只能坦然，然后去面对、去观看、去盯视刘峥的“惊梦”，一种作为微观政治学的身体叙事。重要的是，当我们这样做时，千万不要不好意思，不要闭着双眼，不要回避。因为，全新的身体叙事的力量，只存在于这应对当中。
2008-11-20-中山大学康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