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
癫狂拍卖
一场用艺术、眼光、魄力、金钱、贪婪、诡诈烹调而成的沸腾盛宴；一剂令人沉醉其中、穿越古今的精神鸦片
“1986年4月23日，星期二，正式拍卖开始。每当有人一掷千金，空气中便弥漫着一片唏嘘之声，犹如风过竹林、蛇行草上。伴随着鼓槌声的这阵阵嘘声像是条件反射，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感应。在这忙碌的拍卖行里，金钱、贪欲和愚蠢之气不分高下，处处可闻。”
《拍卖帝国——苏富比拍卖行纪实》如此开篇。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水涨船高，这一幕也越来越被中国人熟悉。让我们先来看看齐白石几幅作品在拍卖场上的价格变化：
《松窗闲话》：1994年，198万；2005年，528万；2011年，3047.5万。
《芭蕉树屋》：1994年，297万；2000年，264万；2006年，913万；2011年，9315万。
《山水册》： 1994年，517万；2011年，1.94亿。
《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1995年，198万；2009年，9520万。
齐白石并非拍场惟一神话，中国艺术品市场20年来绘出一条前缓后急的单边上扬价格曲线。90年代，顶尖文物艺术精品的天价是百万元级别，大多数只是千元万元价格；2000年-2008年，天价是千万元级别，绝大多数不过是几十万上百万；2009年至今的短短3年时间，“价格进行曲”陡然激昂，狂飙突进，足足在后面添上了一个“0”，进入亿元时代。
20年时光荏苒，曲线的大方向不曾稍改，但新钱与老钱、新富与旧富几番更替，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最后的赢家。失落与得意，搏杀和从容，犹豫与魄力，何为聪明何为傻，钱眼看尽人心。
抄家退赔的捡漏时代
荣宝斋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用了“破烂”一词：“艺术品在文革中价值被严重扭曲，都是些‘四旧’，破玩意，人们不当回事。现在这些昂贵的东西，当时也都跟垃圾一样。”
初中时刘尚勇曾经跟着一位老先生学画画。那会儿红卫兵抄家手里会留点东西，经常偷偷来找老先生看。老先生一看就说，哦，这什么时候画的，这是真的，这是假的——“那时候就觉得他太伟大了，他怎么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真的假的。”
1983年，刘尚勇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到北京市文物局鉴定组。文物局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天天泡在垃圾站和废铜厂，翻找线装书、字画，拣选铜钱、铜镜、铜鼎、铜佛。红卫兵抄来的文物，好一点的存在故宫，差一点的存在北京市文物局。80年代，文物局有二十几个库房散落在全北京各处，堆满了要退赔的文物。还有一些等级不高的文物归了外贸公司，出口赚外汇。
1992年，年纪轻轻的刘尚勇已经是荣宝斋出版社的副编审。这一年北京举行了“92国际拍卖会”，上海朵云轩也组织了一次拍卖。94年国家正式给6家公司发放牌照，允许拍卖涉及文物类的艺术品，分别是嘉德、翰海、荣宝斋、中贸圣佳、朵云轩、四川翰雅，后来翰雅没有经营起来。
90年代拍卖的文物艺术品主要是抄家退赔的东西。从老一代人那里抄来，年轻一代不想要。刘尚勇说，“乱七八糟脏兮兮的”，“我记得我老师家退回来一套红木家具，那会儿北京兴组合沙发，我老师瘫痪在床，他儿子把所有的红木家具全都卖掉，买沙发坐，现在看起来亏大发了，但是当时就是那样。”
当时的买家主要来自海外，国内极少数有心人也在买，那时 “万元户”是一顶人人称羡的头衔，“齐白石两三万一张，一般人还是买不起。当然也有一百万的画，极为少见。当时一万块钱可以买四合院里的3间正房，买一个普通一点的居民院要几万。”
这些东西卖到1998年就差不多了，市场行情急剧下滑。1999年到2003年市场萎缩，刘尚勇工作清闲，只要有拍卖会就和五六个朋友一起结伴去，转战上海、天津、北京。“买一张飞机票，嗖，飞过去，看一眼，留一两人在现场看着，其他人就回来。”
“那时候哥们到拍卖场上随便一买就能买一大捆出来。我办公室后面有一个小书房，堆满了我们买的画，跟仓库似的，到今天我还卖不完。
“有幅画是齐白石的，上边是红莲花，下边一对鸳鸯，我买才6万，连家都没拿回去，在办公室刚打开一看，被一个朋友卷起来就跑，扔给我12万，现在这件东西大概得800万到1000万。
“林风眠的一张小仕女像，我8000块钱买的，拿回家怎么也找不着，过几年发现掉暖气片后头了。一个朋友的拍卖公司说没东西上拍，你支持支持吧，这林风眠就拿去拍，卖了24万。”
刘尚勇称这段时间是“抄家退赔的捡漏时代”。
他能守住吗？肯定守不住
2003年爆发了一波井喷行情，“以前场里人稀稀拉拉的，一件东西一举就给你了。这时候场里挤得没座位，外面还站了一大堆人挤不进去，乌泱乌泱的。”刘尚勇说，“价格肯定涨了。哪怕你是2002年接手，20万买的，到2005年80万甚至100万都有人买，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拨市场参与者大多数都出局了。”
刘尚勇不愿意说出那五六个朋友的姓名，“他能不出手吗？这么好的出货行情，他着急死了，很多人是守不住的，现在成了他们永远的痛。”
朱绍良2000年才进入市场，目前的主要收藏方向是宋元绘画，宋元绘画代表了当代收藏家的九段水平。朱绍良最著名的藏品是南宋的《御题马远山水册》，这件作品是两宋君臣书画合璧惟一作品，宋宁宗命题并书写前贤及徽宗诗句、大画家马远配图的命题画，仅凭此幅作品，2010年他被《收藏家》杂志评为华人收藏家第一名。
回忆起这一波行情，刘尚勇说：“当时有一批收藏家，包括朱先生在内，他自己不愿意卖，中间人撺掇他卖了好提佣金，朱先生不好意思，所以他买下的第一拨东西也没剩什么。后来他自己刻苦努力学习，成为专家，到海外去买，这样才拥有了非常好的东西。”
“但朱先生再次出手买东西时，好多人就不买了，他觉得这价钱跟过去比，太离谱，没法接受。
“这一群人里只有刘益谦特别敢出高价，很少卖东西。刘益谦那会儿买的东西就是最贵的，几十万以上，他买东西人家都笑话他，说你这砸手里了吧，死了也卖不掉。私下里大家都说他傻，可是过几年再看，发现这个东西是天价了。”
1994年陈逸飞的油画《山地风》被一个“疯子”以286万元买下，创中国当时油画拍卖最高价；1997年吴湖帆的《如此多娇图》册页被人以214.5万元买下，都是刘益谦的手笔。
刘尚勇说：“我呢比较懒散，对挣钱不是特别上心。现在我小仓库的东西也没卖完，经常是卖了之后扭头又买了一堆。卖完之后刚一拿到钱，我就受不了，看到好的画还想买。我们是因为机会太多，觉得还能买到，平时接触那么多东西，不珍惜。”
2003年到2008年这一波小步快跑的行情中，出现了很多的行家，如上海的颜明。2006年中国嘉德拍卖会曾经卖过一件张大千的《天女散花》，当时的成交价为236万元。2010年秋拍这幅画又在北京保利拍卖，成交价达到6200万元，短短4年便增值23倍，卖家就是颜明，买家是刘益谦。
自从18年前有拍卖公司以来，颜明就参与了这个市场，一开始是业余拍卖师，2000年以后专门以收藏为业。他被认为是中国收藏家前100人之一。从松江、吴门诸家到四王吴恽、扬州画派以及清宫旧藏，颜明共收藏近五百件古代书画。
刘尚勇称这段时间是“行家时代”。行家们有比较深厚的底蕴，凭借个人修养“掌眼”，看中目标敢于下手，但仍然属于“捡漏”。颜明买张大千的《天女散花》便是这样。
2006年颜明在一个小拍卖会上见到这张画，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始末，眼光和感觉告诉他，此物上佳。因为这幅作品上有张大千亲笔所书的4次题跋，颜明推断这幅画是张大千钟爱的一幅作品，否则不会随身携带长达9年，便以236.5万元拍下。后来在2007年朵云轩春拍古籍善本旧画册专场拍卖上，颜明看到了1935年的《美术生活》，发现了这幅作品的出版记录。
“但是行家有个特点，如果价格最近特别高的话，他还是要卖，从两百多万到六千多万，你说颜明守得住吗？他肯定守不住。不过颜明也是我这种，卖完了又买更贵的了。”
“真正的收藏家有自己的收藏系列，缺了这件东西就不完整了，所以这个系列中的东西他怎么都不会卖。”刘尚勇说，“行家低买高卖，是这个市场的平衡器。”
资本时代
2008年，以美国为中心爆发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的春拍在忐忑中开幕，所有人都持悲观态度，刘益谦在拍场中大出风头，花两亿拿下了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陈逸飞的《踱步》和宋人的《瑞应图》等作品，如果加上夫人王薇的手笔，这一数字更大。
这一年的秋拍则让所有人都傻了眼，“一场比一场更疯狂”，多项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也由此诞生，中国的艺术品正式进入“亿元时代”。
2009秋拍，中贸圣佳将徐扬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手卷首先以1.34亿元成交；之后嘉德场上将朱熹、张景修等的《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以1亿元成交；随后保利将《十八应真图卷》、《局事帖》分别以1.69亿元、1.09亿元成交。
整个2009年，刘益谦动用了12亿元购买艺术品，成为“亿元时代”的重要推手。1993年，刘益谦稀里糊涂一脚踏入艺术品投资领域。他曾经告诉本刊记者，经过多年“海买”，在中国，除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就是他家收的东西多。
这一年发生了件影响中国艺术品市场体系的大事——尤伦斯夫妇将多年累计收购来的中国艺术品统一打包抛向市场，开始告别中国。
多年以来尤伦斯夫妇潜心在海内外购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艺术品，收藏、宣传、包装中国当代画家。他们在纽约拍卖会中以62万美元收获吴彬的古画《十八应真图卷》；以50.85万美元拍得北宋曾巩的《局事帖》；2002年中国嘉德春拍会上，在高参吴尔鹿的建议下，以2530万元拿下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不仅如此，尤伦斯在刘晓东、方力钧、曾梵志这些当代艺术家最为穷困潦倒的圆明园时期，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他们的作品，后在798建造尤伦斯中国当代艺术中心，多年来四处巡回展出、宣传中国当代艺术。
2009年春拍，尤伦斯夫妇将珍藏的18件中国绘画作品委托给保利，这18件作品除了宋徽宗《写生珍禽图》，还有《石渠宝笈》著录的文徵明《消夏小景》和乾隆的《水仙图册》，董其昌、杨文骢题跋的蓝瑛《仿大痴山水卷》，另外还有傅抱石创作于1943年的《兰亭图》、陈逸飞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踱步》和尤伦斯极为珍爱的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等。
2009年北京保利秋拍，尤伦斯夫妇又上拍了17件藏品，其中包括曾巩的书法作品《局事帖》。曾巩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局事帖》为其惟一传世的书法作品。这一年尤伦斯夫妇的35件艺术品拍出4.58亿元。
2010年，尤伦斯夫妇的12件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继续现身保利拍场，成交价超千万的有4件。
2011年香港春拍，尤伦斯夫妇一下子拿出了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得4亿港币。
朱绍良说：“自尤伦斯抛出中国古代书画，市场的价格体系就建立起来了。流传有序的宋画，一亿为基准价；元代书画，七八千万；明朝书画，四五千万。”
自2009年以后，资本关注了艺术品市场，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就清晰了，行家就是行家，投资家就是投资家。早期收藏家现阶段基本上收不到顶尖精品的东西了，因为他的资金实力不行。
看一看刘益谦这段时期纳入藏品的花费：王羲之《平安帖》3亿、陈逸飞《长笛手》8344万元、《写生珍禽图》6171.2万元、《瑞应图》5824万元、《十八应真图》1.69亿、《踱步》4043.2万元、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8344万元，清乾隆御制紫檀“水波云龙”宝座8578万港元……乾隆的《石渠宝笈》(注一)中记载的珍品，刘益谦有三十多幅，清初“四王”的作品刘益谦藏有“三王”，独缺王时敏。
“那些资本家都是些炒股票、做钢铁、盖房子出身的人，我们的钱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刘尚勇说。
价格飞涨，海外文物回流，同时国内藏品继续流转易主。有一个藏家将一幅珍藏15年的画私下里卖给了刘益谦，作价六千多万，是私下交易最贵的画。交接的时候旧主人哭了，坚持要在画上盖一方印，刘益谦以为他要留下自己的痕迹，结果印上写着：“相知相伴十五年，别时容易见时难。”
马未都说：“80年代我接触的都是老一代藏家和专家，他们对假都深恶痛绝，他们认为，乾隆时期《石渠宝笈》提到的很多画都是假画，在他们看来一文不值。但今天只要是《石渠宝笈》里提到的，乾隆收藏这事儿是真的就行，这画多假都没事，还特值钱。”
这段话引起了匡时拍卖公司总经理董国强的强烈反对：“《石渠宝笈》中确实有些古代作品争议较大，这些年拍卖上也经常出现这种有《石渠宝笈》著录、但作品不真的，哪一件卖出高价了？不是流标就是以低于真迹很多的价格成交。现在的买家对真假的要求比民国高得多。我最反对一些人抹杀有钱人智慧的论调。”
朱绍良说：“行家捡漏时代过去了，现在的买家都太聪明了，一件东西出来很多行家专家都在研究。”“市场上有很多明白人，一件好东西出来不会很便宜就卖掉，一定是经过几轮搏杀之后才能买到。以前买10件的钱现在可能就只能买1件，行家买不动了。”
刘益谦一向“标榜”自己对艺术“压根不懂”。学术界对《写生珍禽图》的真伪一向存有争议，宋徽宗书画作品现存世19幅，国家博物馆藏有9件，另外10件分散在海外收藏机构或个人手中，《写生珍禽图》是赵佶留世珍品中尺幅最大的。有人推断，尤伦斯没有理由把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极高的作品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拿出来出售。
对永远的真伪问题，刘益谦一贯的做法是，遍寻专家做分析，然后自己做判断。他认为，“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拥有过几幅真迹，怎么能听他们的话呢？”“对《写生珍禽图》指指点点的人，在历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是相当渺小的，近千年的国宝真假不是这么渺小的人就能决定的，包括我自己。历史会给它一个公断。”
拍得《写生珍禽图》的第二天，刘益谦碰到一位曾对《写生珍禽图》喊假的业内人士，“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的《写生珍禽图》买得很便宜’。”
实际上对古代书画的争议历来不休，即便是张伯驹捐赠给国家的晋代陆机《平复帖》、唐朝杜牧《张好好诗》卷、隋朝展子虔《游春图》这等煌煌珍品，也并非无人提出异议。但2009年价格沸腾之后，市场里假画漫天飞，呈现出繁荣之下的荒谬景象。
以齐白石张大千为例，齐白石一生有记载的画是22000多幅，起码一半被世界各地的公司、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市面上流传的真迹算下来也就是一万多张。朱绍良估计，现在市面上流转交易的有将近二十万张；张大千可统计的传世作品两万件，市场上流转交易的也有十几万张。“这还怎么玩儿啊？”
朱绍良曾经见过一个小拍卖公司，将价值几千元、珂罗版印刷的齐白石一个完整系列，标上了真品的价格。
真正的收藏大家不光要能买敢买会买，还要对藏品背后的文化价值有较大开发。刘益谦从不认为自己是“收藏家”，买回来的东西无论贵贱都堆在仓库里。有记者问他，“《写生珍禽图》你买回来看吗？”他说：“我不看，我又看不懂。我看它，它还生气。”
价格永远看不懂
连续5个疯狂上涨的交易季之后，去年秋拍遇冷。今年春拍行情将怎样走？刘益谦说：“我要能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成股评家了。”刘尚勇说，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吃惊，一直在被惊吓”。朱绍良说，“价格是我们永远看不懂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价格最高的前3件作品，有两件没有交割。
2010年春拍，黄庭坚的《砥柱铭》拍出4.368亿元人民币；
2010年秋拍，王羲之的草书作品《平安帖》以3.08亿落槌；
2011年春拍，《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令人咋舌的3.7亿成交，算上佣金4.255亿元(6550万美元)。
其中《平安帖》是刘益谦买入，《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是刘益谦卖出。一买一卖都是在嘉德拍卖公司，拍卖行的行规是采用折账式。
《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的买家是艺术品投资领域最大合伙制基金公司中艺达晨，中艺达晨由湖南广电和达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合资成立。
刘益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买的东西，我肯定要付款的，要讲信用；至于广电，他们见到我，也没说不要这个东西。”
拍下《砥柱铭》的是北京雅盈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市场上排名第二的艺术品基金，老板为北京蓝色港湾置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耀辉。
拍下不久，王耀辉便以资本市场上娴熟高超的手段金蝉脱壳。吉林省信托公司推出的“雅盈堂艺术品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于2010年9月30日，募集资金4.5亿，期限24个月，质押物正是《砥柱铭》。
当前拖欠货款问题成了困扰拍卖公司的大问题。不交割本质上意味着买家在拍卖场上进入到集体癫狂麻醉状态，竞争烘托出天价，但是冷静之后认为此物不值此价。
刘益谦夫妇曾声称买入的东西绝不出手，近年来也打破这一说法。2005年刘益谦从私人手中以500万买入《松柏高立图》，2010年再以1200万元购得相配的《篆书四言联》，短短几年净赚3.5亿，很多人将此看作市场见顶的标志，大佬刘益谦出手乃是艺术品市场将要回调的信号。
连续5个以50%、100%上涨的疯狂交易季之后一定出现回调，刘尚勇认为这是一个规律，因此2011年的秋拍遇冷非常正常。根据中拍协的统计，2010年成交价格在1000万以上的拍品有48%没有交割；2011年的统计数字没有出来，刘尚勇感觉这个数字远大于48%。
朱绍良说，“交割问题最头疼，它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件1亿元的东西没有交割，送拍人可能扭头又买了8000万的东西，因为没有收到款，他不能给这8000万的东西付款提货；那这8000万的货主呢，可能又买了6000万的东西，也不能提货，N多个下一手，账都在那悬着呢。”
交割问题既影响征集，也影响买期。“我在你那卖了2亿的货，没给我结钱呢，你现在又来找我再拿东西，我还能给你吗？”朱绍良感觉，今年春拍精品比以前少多了，以前二三流的东西现在都当成一流来主打。“如果卖家没有收到钱，可能就不会继续买东西了，没有钱呐，我怎么买？这交割是很讨厌的事。”
刘尚勇是个唱空派：“我所谓的唱空是说，一我不指望今年春拍创纪录；二占市场主流的常规拍品，价位比去年春拍要低。市场还是要回归常态。”“那些金字塔顶端的古代精品书画，你什么时候买到，都算捡漏，都算便宜。”
朱绍良认为，金字塔顶端的艺术品的价格和民国前后相比，还远没到位。“张伯驹当年买《平复帖》(注二)花了4万大洋，倾家荡产，他卖了东单附近3处三进三出的四合院，面积相当于半个东方广场，他夫人潘素还拿出所有的首饰卖了5000大洋，现在半个东方广场的地面值多少钱？解放后周恩来让人在香港买《中秋帖》和《伯远帖》(注三)，花了48万，当时一架米格飞机卖1万元，相当于48架飞机！现在一架歼十3000万美元左右，48架飞机就算14亿美元吧。你说现在的价格到位了吗？”
朱绍良以前在国内从事实业，后来移民国外也做实业。“自从玩儿上收藏之后就好像吸毒一样，成瘾，发现藏品价值的过程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成就感。”
2002年朱绍良去美国找大收藏家王己千，第一次王己千拿出了北宋的《朝元仙杖图》，开价600万美金。朱绍良询问身边专家高参，都咋舌说不值。《朝元仙杖图》是一幅道教壁画稿本，画面描绘道教帝君往谒元始天尊的行列，人物众多，繁而不乱。线条流畅，衣纹稠叠，临风飘扬，似在空中。人物仪态不同，头饰仪仗各异，成功地表现出帝君的庄严、神将的威武和仙女的丰姿。画家为北宋时期的武宗元，时人把他与唐代的吴道子相比。朱绍良与此画擦肩而过。
朱绍良并没有止步于此，后来又说服王己千的家人拿出了《御题马远山水册》，以比《朝元仙仗图》几乎贵一倍的价格成交，“当时所有的人都说不值。现在有人给我出六七个亿人民币，我不卖。”“刘益谦那件《写生珍禽图》，现在有人给他出两三个亿，他肯定不卖。”“中国有拍卖以来，18年，所拍过的宋画不超过10件，非常难得的。”
画拿回来之后，朱绍良想请专家帮着写文章，傅熹年老先生说，不要请，你好好研究，通读相关书籍，周边的事迹、笔法了解清楚，过几年之后你就不得了，你就是专家，不要迷信专家。“为什么大收藏家才一定是大鉴定家？你有切肤之痛啊，你花钱买东西的话，这个过程中你的眼力肯定要提高。”“虽然没有花那么多钱，但是你眼光独到，研究深入，稳准狠，啪！一下就打中目标。”
更让朱绍良着迷的是，他经常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在和古人对话：“我今天连发3篇小博文，谈乾隆的《石渠宝笈》，写当时的某一年某一月，乾隆的这些大臣怎么去做这些事。我写《民国那些鉴定往事》，好像就真的是在他们旁边，真是非常快乐。当别人在这方面还没有领悟到的时候，你能把自己的心得呈现出来，然后来让大家共享，然后大家逐渐接受你的观点，也跟你一样去研究古代艺术，那你说这些人跟你都志同道合了，多快乐啊。”
朱绍良认为，现在不光是投资家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到拼知识、拼眼力、拼胆量、拼审美的阶段。很多有钱人也在往知识型转化，不再像傻子一样听人家来指东道西。有些专家老是书本那一套，对市场上的新东西不是很了解。
“那些专家朝九晚五上班，中午还睡一觉，没有激情的，对市场上冒出来的一件好东西没感觉；我们这些人不同，我们在市场上真是用钱砸、摸爬滚打的人，我们对一件好东西会非常兴奋，干上几天几夜不睡觉，这种激情促使你对它不断地研究，大量阅读。
“买家最后一定能够成为大的鉴赏家，近现代最牛的大鉴定家张葱玉当年就是由一个行家、买家、藏家，逐步转向为大鉴定家。
“中国近现代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傅增湘、周叔弢、张元济，他们的东西，都无偿捐赠给国家了，吴湖帆积攒了一生，加上祖传，半卖半送也给国家了。
“这些年我的收藏增值几十倍，我对这个是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钱够吃够喝就可以了。有一天等我老了，我一定会拿出重要的东西捐给国家，真的，我能做到这一点。富不过三代，不要留给孩子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教育。”
拿下《写生珍禽图》之后，一家拍卖公司的总经理给刘益谦发来短信：“你是写新中国收藏史的人，伟大的艺术品是历史的一条线，源远流长，直至千年，它的价值会被后人挖掘发现，收藏家是这条线上的珠子，穿梭在时光的隧道中。”
注一：《石渠宝笈》，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44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9类，是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的旷古巨著。
注二：溥儒母亲病故，愿将中国最早法书陆机的《平复帖》出让。日本人以20万大洋竞购，傅增湘游说溥儒，以4万大洋低价售予大收藏家张伯驹。并在其后题长跋，赞扬溥儒与张伯驹的德行。
注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因收藏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乾隆将书房温室更名为三希堂。《快雪时晴帖》目前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和《伯远帖》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编辑：霍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