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平山作品
今天，“新文人画”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一种主张。既然是主张和呼吁，那就意味着当代缺少文人甚至是没有文人画。事实上，过去的所谓文人画，也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一种笼统的称谓。
文人画在古代来讲，是个伪命题。古代的画家如果没有文人的修养，很难进入绘画史。但古代的“文人画”这个概念也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严格来讲，古代的文人画家不能统称为“文人画”家，因为文人这个概念有点泛滥和笼统了，实际上，大部分文人应该叫士大夫，也就是我们通称的文官。
称之为士大夫或文官，并不等于就降低了他们的文化身份。有人非要区分出董其昌、文徵明与徐渭的区别，我认为没有必要，单从身份上来说，他们本质上都是文官群体，至于做官的大小与仕途的好坏，则是另一回事。中国古代的文人或文官群体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想进入仕途;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刻意回避自己的官员身份，要标榜为文人群体，即便是像乾隆这样喜欢附庸风雅的伪文人，也要自我标榜为文人。这说明他们对文人身份的看重和向往，但我们在进行理性判断时，应该清醒——写了几首诗，就能说是文人吗？画了几幅带款字的画，就能说是文人画吗？如果是这样，那今天凡是拿起笔杆写公文的人，恐怕也要称作文人了。
真正的文人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民间独立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开始的，他们纯粹以文或文化为职志，比如像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我们判断文人，不能按照他所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文人或文化人格。以他所从事的职业来进行文化身份的判定，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判断模式，但很多人往往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所以导致很多判断出现问题。
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模式，那么民国时期的很多事情便无法解释。民国时期很大一批学者、文人、政要、艺术家，他们的身份是复杂、多重的，比如叶恭绰，本身是大学者，但他也是政治家，同时还是教育家、鉴赏家、词人和书画家。再比如徐世昌有“文治总统”之称，晚年退出政坛以后，纯粹以卖字为生。这些人虽然是“游于艺”，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可不一般。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文人了。民国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书画家，几乎都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弟子或同党，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而且，他们的思想也非常之新，甚至可以用超前来形容，他们的身份岂是用新、旧这样的词汇所能表述得清的？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谭嗣同、罗瘿公、严修、鲁迅、陈独秀的很多新思想，是今天的很多所谓“新文人”都远远无法企及的。甚至民国时代的很多新潮画家，如弘一法师、刘海粟、潘玉良等人的很多前卫美术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文人未必新，过去的文人未必旧。
今天一些人主张的“新文人画”有其特定的指向，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缺少了文人和文人画，缺少了时代性的东西，缺少了自己的独立艺术精神。但我们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文人和文人画的新与旧，也不能认为反映了当下题材和内容的绘画就一定是新的，甚至在我看来，一些刻意迎合当下低俗化审美取向的绘画恰恰是落后的、倒退的。真正有内涵和思想的绘画，一定是超越历史时空、超越单纯的新与旧的概念范畴的。所谓的新和旧，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去判断，而不是概念化的判断。
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量的所谓“文人画”，其实是“伪文人画”，很多画家不读书、不写文章，在文上毫无建树，仅仅是模仿了几笔宋元文人画的笔墨或图式，怎么能和文人有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