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达达在85美术思潮中影响很大，但现在介绍他们的文章很少。我因与厦门达达中的几位骨干有过一些瓜葛，曾给他们当过吹鼓手，在海外宣传过他们事迹。今应厦门某杂志之约，写了一篇短文，希望对想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个群体的朋友有所帮助。
真是巧了，厦门达达的几个骨干都是我的朋友。特别是黄永砯，我和他曾经有过几次深谈。我还写过一篇介绍厦门达达“发生在福建省美术馆内的事件展览”的稿子，发表在香港的《明报周刊》( 1987年8月23日)，我估计这是大陆最早向海外介绍厦门达达的一篇文章。
图为我发表在香港《明报周刊》上介绍厦门达达展览的文章
19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工作，空闲时常去找在《建筑》杂志社工作的同学王明贤（现在是中国著名策展人）聊天。王与当时《美术》杂志的高明潞、王小箭很熟，和许多艺术家也是朋友，经常聚会纵横排阖，大有引领中国前卫美术潮流之势。
有一次明贤跟我提到厦门的黄永砯，口气十分的推崇。他拿出一期《美术》杂志，上有黄用工业用喷枪当画笔、用丙烯颜料画的一组工业题材的油画。画这批画是在1980年代初，黄还是浙江美院的一个学生。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怎能叫画？简直是乱来。在当时这真是惊世骇俗，《美术》这种官方杂志敢刊登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也实属少见。
通过明贤的介绍，我认识了黄永砯，也了解了一些他的信息。我知道他因为行止过于另类，不受“有关单位”的欢迎，毕业分配一直没有着落，最后“沦落”到厦门一所中学当美术教师。虽然境遇不佳，压力很大，但所有一切不能阻止黄朝着与官方及大众审美趣味相反动的方向前行。他是一个外表温文尔雅，但内心从不妥协的人。他无时无刻无处无地不在做他的那些另类的实验性作品。
1983年5月，他与焦燿明、林嘉华、俞晓刚等人搞了一个地下美术展览，许多作品就是利用综合材料做的装置。这个展览知道的人很少（黄称之为“守灵”似的展览），但在圈内很有影响。后来有人评论道：“这些作品是对以往艺术观念及价值的批判性考察，反对所谓艺术法则和什么是艺术品的固定看法，从中强调在艺术与生活中建立一种桥梁，并暗示和离开熟悉的绘画、雕塑领域将成为今后一大趋势”(参见1985年7期《美术思潮》和1986年38期《中国美术报》)。这段话的先锋色彩在今天看来依然光鲜，并没有过时。
厦门是一个很保守和温和的城市，但却孕育了黄永砯这样激烈的叛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后来我知道他们得益于一个叫纪泰然的中学美术老师。由于厦门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少，有些人会偷偷带进一些违禁品，其中就有登载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书刊，纪老师较早地接触到这些资料，并将它们传授给了一些爱好绘画的青年，其中就有包括黄永砯在内厦门达达的一些成员。所以，黄有那样一些思想并不是偶然。
1985年，以现代主义为主宗的各种美术流派忽然纷纷出现在影响力强大的《美术》、《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这样一些权威美术报刊上，一时间在全国集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力量积蓄已久，一旦从地下冒出就势如破竹，一道道传统的闸门在它的冲击下，一时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85之后，黄永砯他们不必再象83年做那次5人展览那样，偷偷摸摸象做贼一样，搞那种“守灵”似的展览了。1986年10月他们堂而皇之地在厦门群众艺术馆展厅公开举办了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参加者增至14人，展出作品83件，有大量装置类作品。在这次展览上，他们首次在中国直言不讳地提出“达达精神”：表明可以自由地运用任何材料(包括语词)和任何手段对“创作”进行干预。11月的一天，在黄的主持下，展览者与观众一起，将厦门达达展出的作品进行了改装和焚烧，再一次实践了达达精神。我那次正巧回厦门探亲，有幸观看并参与了这个活动。
“一件作品并不以展览为最终样式，况且‘最终样式’充满假设性，就艺术家个人也无法最终确定所谓完成的样式，不是我们试图去改变它，而是它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变化的可能性”“有时一件作品的产生正是为了破坏它，用各种手段去破坏，在破坏的过程与完成之后，它也许才真正算作一件艺术品。不知为什么在今天，不经破坏的绘画和雕塑几乎都索然无味，-------一件艺术品到头来非得成为非艺术品不可，一个艺术家到头来非得成为非艺术家不可。”黄在他提供给我的几张稿纸上这样写道，我相信这就是他的关于厦门达达的核心思想。
每次我到他家，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说着、画着、写着，想法源源不尽，我很诧异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最后我发觉他不是一个美术家，而是一个思想家，在当时他的思想远远地走在时代和许多人的前面。
【编辑：尹苏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