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日，38岁的皮力将赴任西九龙文化区M+美术馆的高级策划人。此前的2008年，香港立法会通过拨款216亿港元予西九龙文化区，其中，M+计划将包括今年会在西九龙文化区所在地搭建临时设施，整个项目将于2017年竣工后正式启用。
至此，一拖再拖的西九龙艺术区终于有了啓动的迹象。而事实上，最早提出兴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简称西九龙文化区)始于1998年，也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的大型发展计划，冀望借此提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之后，港府在排除了古根海姆和蓬皮杜移植的方案后，于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由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公布委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任期两年。经历2009年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谢卓飞（Graham Sheffield）突然因病辞职等波折后，目前的M+行政总监是李立伟（Lars Nittve）博士。倍受各方关注的管理局，今后如何提升香港的文化软件成为焦点。随着皮力加盟M+ 视觉文化团队，西九的发展方向露出一些玄机。
皮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常务主任及北京Boers-Li 画廊的董事和创办人之一。这位被业内评价为「深谙中国当代艺术运作模式的策展人」，又会如何施展才华改善当前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态势，因此倍受瞩目。
在皮力即将赴任前，我们专访了皮力。
皮力：1974年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博士，他的独立和专业意见对于国内上世纪艺术发展甚具影响力。除了艺评家、策展人和教育工作者等身份之外，他也担当中西艺术交流的桥梁，一方面在中国介绍西方艺术，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当代艺术，并和法国的庞比度中心、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以及亚洲其他机构合作。作为策展科目的导师，他也经常在中外媒体包括《Artforum》、《Flash Art》及《Third Text》发表文章，尤其在当前急速发展的中国艺术与博物馆领域，皮力对策展人的角色认知影响深远。
Q：可以谈谈在M+的具体工作吗？
A：抱歉，M+的工作我签署了保密协议，在允许公布之前不能够透露任何消息。我们将会在6月13日公布一些消息。
Q：好，那我们就谈一下你的个人经历，让香港的读者有一个了解。你当时选择上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专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吗？
A：我父亲长期从事美术史研究。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在编辑《美术思潮》，是当时一本备受尊重和推崇的艺术刊物，现在很多名成利就的艺术家或学者的第一篇文章都发表在那，譬如王广义、侯瀚如等等。但是他不希望我继续搞美术史研究，当时他给我填的志愿是中山大学新闻系，档案都过去了，我坚持要上美院。提前考专业时，我是第一名。后来又托人把档案从中山大学拿出来，我就上了美院。我入了行之后，他还是挺支持的，虽然我俩现在的研究方向上有区别，我做当代，他比较侧重传统媒介。说家学也好，说父辈的影响也好，从父亲身上确实会了解得更多，我高中时，他的书橱就向我开放了。
Q：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早上五点就起来背英语单词，那是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你就意识到自己要更多地和外界打交道吗？
A：这个八卦你都知道了……我是起来背单词，那时候我和尹朝阳（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同住一个宿舍，后来他受不了了，就搬出去住了。五点起来不是刻苦，是作息习惯。我现在还是每天都五点起来，写东西，回电子邮件，六点钟出去锻炼一小时，七点就该哄女儿起床了，送她上幼儿园。我们画廊没有打卡器，因为我每天准时9点25分走进办公室。
Q：你一点都不像水瓶座，简直是土相星座，摩羯之类。
A：（大笑）我挺懒散的，但是作息一直是这样。高中时课业负担特别重，起得更早，四点就起来了，我熬不了夜。现在给女儿讲完故事，九、十点钟我也睡了。英语单词的话，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的要求，多了一种语言，你就多了一个世界。信息量和阅读量都会多起来。其实我的语言关不是背单词过去的，是1997年去四合苑画廊，和Karen Smith一起工作。
Q：四合苑画廊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在那里收获了些什么？
A：从1997年到1999年，四合苑算外企了，很多现在的画廊人是从那里起步的，我给Karen做助手，但没有介入到「买卖」的部分，当时要做一个学术的画廊，要做展览、出版、写文章。我和艺术家的感情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非常捻熟，有刘小东、郭晋、郭伟、林天苗……那时候刘小东的画才800美元一张。
Q：后来你去了英国的策展人培训项目。
A：对，那个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去的那个城市没什么商业画廊，都是非盈利的，那时候我就接触了非盈利，把我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我后来考了美院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做了两件事：被冯博一拉去编网站「美术同盟」；给方力钧做私人助手——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Q：你做方力钧助手时都做些什么？他满意吗？
A：就和今天小孩们做的一样——收发邮件、包画、寄画……我是个非常糟糕的助手，就这样也做了两年，方力钧觉得我特别不靠谱（大笑）。所以这个行业的工种几乎都做过，连艺术家助手都做过，非常有意思。
Q：当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A：我一开始留校，学校没让我当老师，我留在了研究院，当时赶上了几件大事。2001年前后，中国要入WTO，所以要在海外展现很Open的一个文化形象，对外交流的展览都在做当代。我和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一起，从2002年一路做到2005年，从法国蓬皮杜的展览到威尼斯国家馆，我把在四合苑学到的经验都拿了出来，老范拿大主意，我们一起做了这些展览。这一阶段做完了之后，老范去了中国美术馆做馆长，我也就退出来了。空闲了一阵子，就去玩了一次电影。
Q：给王小帅的《青红》做制片人？
A：对，我们一起喝酒，他说你来给我做宣传吧。谁知道后来投资方跑了，我们就去找钱，钱找来了后他说，你管钱吧，我就莫名其妙成了制片人了。那个戏拍得很惨，我们在贵阳的山里，过年工人们都没回家，没钱给他们买票。
Q：后来《青红》在康城拿了评委会奖，你没觉得电影很有意思？
A：对。我细想下，好玩，但是电影是一个产业化的东西。我拿了我的酬劳，就回到了艺术圈，揣足了劲要做非盈利，那时候艺术市场已经有起色了，但年轻艺术家还是很苦。我想着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来做非盈利，谁知道2007年西方一些国家集体「向右转」，变得很保守，收紧了艺术的投资经费，就很难申请。我和我现在的合伙人Boers碰到一起，我们想着从基金会、收藏家、艺术家三方拿钱与作品，在北京的草场地艺术区做一个非盈利空间。后来发现，基金会的资金是不稳定的，收藏家给的资助不是持续性的，艺术家给的作品不是他最「黄金」的作品，后来做不下去，冬天连烧暖气的钱都没了，只好转商业。
Q：转商业是一蹴而就的，还是经历了比较艰难的转型？
A：挺难的。第一是在商言商，我们都不是生意人。买艺术是买一个品牌，得花很长时间让收藏家相信你，必须看到在你手上有艺术家成长起来，譬如说「小刘伟」（刘韡）。第二个是与艺术家的关系，我们之前和艺术家是朋友、同行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商业关系。这个是比较难的转变。第三是落差，之前和艺术家不管怎么说是平起平坐，后来谁都能给你脸色看（笑），还是有落差的。
Q：所以你要重回非盈利领域吗？
A：倒不是因为这个，我很早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里面谈到这一点：「商业价值的前提，是建立在学术价值的基础上，这样才是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商业价值越高，泡沫越大。」我还有非常民族的一面，阐释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是建立在西方人的基础上的，从栗宪庭开始。现在卖得这么多当代艺术作品，却没有转移到美术馆、转移到教学中，我是觉得越是有钱，越是需要返回来做这些非盈利的事，做研究。
Q：内地做不起来非盈利，与基金会不能自由地支持有很大关系吗？
A：有关系，国内这一块不容易。另外的一个方面，还是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往下研究，就会涉及到一些制度的问题。学术研究、出版、期刊……这些也都是不自由的，研究出来的结果没有平台发表，策划人就失去了权力，这个话语权又落到了外国人手里了。
Q：谈谈你对香港的印象，有没有人问你，是不是因为想移民才去香港？
A：当然有，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个项目（M+）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作品、有馆藏的地方才会有研究，这个地方未来会有很丰富的、很系统的馆藏。它从无到有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香港人讲规矩，务实，这一点很明显，加上它足够国际化，许多国际化的建筑师、摄影师、艺术家会常常去那里，也有好多内地的艺术家在那里建立了工作室，譬如方力钧。它不会取代北京，但是个很有意思的补充。
Q：你经常会跟人说：「多读点书吧」，你现在一年读多少本纸质书？
A：（大笑）对，我一年大约读个20来本，精读。iPhone拿来读杂志。多读书好，可以吓唬人。
Q：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身份，你最喜欢哪一个？肯定不会是艺术家的助手。
A：那我还是会选策划人。我从教画画、卖画、包画、寄画、评画……都做过。批评家是在展览之后发出声音，是滞后的，策划人是前置的，一个展厅从无到有，很有意思，参与其中。策划人呈现出来的东西更复杂，是作品、是展厅、是文章……有很多的形式，比单纯一篇文章要丰富。
【编辑：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