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
编者按：3月9日上午10点，著名批评家、策展人俞可做客99艺术网访谈室，就中西方艺术文化差异的感悟与本网小编们及网友展开交流和谈话。作为战斗在当代艺术前线的前辈，俞可近日刚从自己计划的欧洲文化之旅归来，对中西方当下的艺术文化状态的新感悟。交流艺术潮流的变迁，艺术家如何经营、规划自己的艺术人生，俞可老师都有发言权。我们正在从事的艺术行业，同样是资深媒体人得俞可有着自己的媒体价值观要分享。
嘉宾：俞可（著名批评家、策展人）
主持人：冯一村（99艺术网执行主编）
（以下部分由俞可发言摘录整理，未经嘉宾本人修改）
杜塞尔多夫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杜塞尔多夫的“媒体港湾”，过去是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的码头。这个码头在杜塞尔多夫的城市中心沿着海边就一两公里，德国人设计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代表新城市的工程，也叫“空间改造”。它跟798、重庆坦克仓库，在出发点是一样的，但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改造工程从整个外观看的时候像所谓的新兴城市，有点儿像我们的广州珠江新城或者上海的浦东，只是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它的内容令我大吃一惊，从规划到对空间的理解，包括这个地方和德国过去的历史，以及杜塞尔多夫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整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它不是一种非常单一的改造体。
反观我们的重庆坦克库艺术中心，我们只是把一个废弃的军火仓库做成一个房子，变成一间一间的屋子租给艺术家，艺术家在里边随便摆弄。它只是一个很简单原始的，很感觉化的一个空间场所。这个空间改造和我们过去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和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和我们过去的艺术生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没有。那就无法讨论到从空间结构的认识上、从人文如何衔接这个社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上。它给我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些思考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改造就是片面、单向的，798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内容比坦克库丰富，又因为地处政治中心，人才的聚集，它显得要丰富一些，但是它仍然和欧洲对空间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历史时期里边，我们怎么有效地去展开我们的文化旅程？这个确实给我们的艺术文化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我们想象的空间改造或者想象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生长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开玩笑说：“把我们罗院长叫去媒体港湾看看，他肯定会对我们的空间改造非常失望”。
让我惊喜的还有杜塞尔多夫的美术学院。我去了他们所有的教室，看了全部的创作，这些创作和城市是紧密互动的，人们在冰天雪地里排队，这个城市的人民们都去看他们的展览，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人们一直在排队等着观展。你进去看的时候，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全部在从事创作，没有哪一个是停留在我们想象的比较小资情怀的创作，或停留在我们所谓的关注现实的庸俗社会学创作。我们看国内的学校，工匠式的训练是显而易见的。在杜塞尔多夫则不同，你能体验的一切媒介他们都在应用，或者你想不到的媒介方式他们也在用，他们是全方位的、立体的状态，我想这是与国内的一种差异所在。
杜塞尔多夫的存在显然才是我们关于一种真正形态上的空间的一种作用或者意义，因为它不但有它的文化艺术或者是建筑，包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又为城市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一个古老的城市既有联系，同时也没有联系。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今后要去掌握的一种知识，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工作尽量的专业化，去实现这种突破，我们才不会很片面的或者很单向地去思考我们的空间改造，或者说我们对艺术文化的一种认知。
从莫斯科到阿斯特拉罕，从科隆到法兰克福，为什么我们总不在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组织我们这些公费所谓留学生的学者旅游访问，这个旅游是从莫斯科到阿斯特拉罕，沿着伏尔加河往南走。上船的时候，我们全部在四等舱，开始我以为是节约，让大家都坐四等舱，就是底舱。当时我们有点儿民族主义的情节，就跟他们说：“我们怎么不坐二等舱、三等舱，为什么俄罗斯人都坐三等舱、二等舱呢？我们又不是没有钱”。我们去找相关负责人，他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记得，他说：“你们中国人不爱干净，你们只能坐四等，你有钱也不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坐十天的船，每一次靠岸，我们就往菜市场跑，因为可以买西瓜，烤鱼，蔬菜，因为大家要回到船上边，有电锅。俄罗斯人则全部出去看教堂，看博物馆去了，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就去教堂、博物馆。咱们的博士生都是到菜市场去，买了回来以后大家开始分享经验，怎么去煮饭。俄罗斯人看完教堂以后，他们船里边有钢琴，经常有人随便去演奏演奏肖邦、李斯特。
我们在体验文化和体验艺术方面，我觉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这种差异到今天仍然没有消失。我们那次旅行都坐在最差的舱位，底舱，没有坐，他不让我们坐。这次从科隆到法兰克福，我坐在火车上，因为现在条件比较好了，我坐的一等车厢，但是我仍然回想我在九十年代中期时候的情景。火车上的德国人每一个都长得比较高大，还气宇轩昂，自我感觉良好，每个人把大衣挂在上面，就开始把电脑拿出来，每个人都在工作，我感觉整个车厢就像一个办公室一样。中国人也坐在一个车厢里边，则穿的是名牌，普拉达包什么的，但感觉好像有点儿问题一样，不在状态上。
在去法兰克福的火车上，我总会发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美术馆，全部都是在租场地、租摊位，你看国外正规的美术馆哪一个敢这样？当然我们会怪体制，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一个建构者，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最本质的改变才是重要的，从自己最简单的做起，要养成一个习惯，把艺术和文化当回事，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编辑：山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