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以后，书画润例始呈上扬趋势。是书画逐渐脱离一般消费品的低价，向艺术品的高价位移呢？还是民国乱世逞英雄的时风使然呢？恐怕后者更占主流。
我们看当代有哪些艺术家或作品最易博得时誉？首先是一定时期美术潮流引领下的创作，比如1949年后图解政治、新时期反政治或刻意创新的美术作品，它们都从政治或创新的概念出发，割裂艺术创作规律，把艺术作为工具。其次，主流美术价值观引导下的获奖作品和获奖者，他们只满足了美术作品单方面的功能，比如教化，缺失大众欣赏要素。最大的时誉群体是目前价值体系下的政治受惠者，包括体制内的专业官员和专家，他们因为体制的机会和资源，容易博得广泛的知名度。这不包括非专业人士借官职附庸风雅者，此类古画，过去古玩商很蔑视，直接称之为“纱帽”。
最人为的时誉是通过市场炒作或拔高润例，吸引外行眼球，这种风气始于民国。据《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记载：1912年以后，书画润例始呈上扬趋势。是书画逐渐脱离一般消费品的低价，向艺术品的高价位移呢？还是民国乱世逞英雄的时风使然呢？恐怕后者更占主流。开先河者是当时和现在海派画家中都不甚知名的俞礼，其1883年润例：堂幅六尺二元，五尺一元二角，四尺八角，屏幅减半，扇册每二角，人物仕女加半；1909年山水堂幅先十二元又涨至二十元。有记载：1937年齐白石花卉翎毛每尺四元，山水人物加倍，双款加倍。而上海的贺天健1935年载于《国画》月刊的润例：山水，写意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十四元，八尺至丈二止每尺二十四元；工夹写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廿元，八尺至丈二止每尺三十元；工细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三十元，八尺至丈二止每尺六十元…当时圈内对贺天健的种种表现就物议纷飞，倘若知道几十年后与齐白石市场价格倒挂远远超过当年润例倍数，不知他是否汗颜？但比之当代书画家润例动辄每尺几万、几十万，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还有某一时期市场导向形成的时誉，当年海上画派前后期两位领袖人物胡公寿和吴昌硕都有日本买家因素造成的火爆。有颂扬胡公寿的诗句：“一缣倭国价连城”，说的是胡公寿的画在日本的地位。晚清民国日本人在上海画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不仅买画，也结交当时的知名画家，甚至拜师学艺。而胡公寿、吴昌硕都先后被日本人推崇，视为画坛权威。
最不易觉察的时誉是搭顺风车，比如中国文化喜欢凑数，四大金刚、五虎上将，某画派、某群体，可能就一个或几个打头的厉害，其他都跟着沾光；比如某大师的儿子、嫡传弟子、秘书等等，也顺势传承宗主的时誉。
当今的新文人画也是时誉斐然，始创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个虚拟概念结合了一帮谋求出道的画家，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升温，90年代末其中属于新经典画法的画家开始崭露头角，价格节节攀升，并无意中为其中主体的游戏笔墨的简笔画作了背书。当新经典价格高得让小玩家无法企及时，新文人画整体内价格较低的简笔画开始有了炒作的由头。这首先是搭画得好的顺风车，得市场价格导向，又有人为炒作，还大有形成艺术品市场潮流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