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轻人说我就是我自己，但我在很多人的表达里，发现他们都很类似。今天做艺术张扬个性比我们那个年代要难得多。”
栗宪庭永远不接电话，要找他只能发信息，要实在着急，直接冲到他家破门而入也是可以的。
正午过后，老栗的院子里人开始多起来，太太说把狗关进里院，他起身去关狗;一会儿来了个客人说手机没电了，他赶紧去里屋找充电器;隔了一会儿，他又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附近的印象咖啡去跟要给宋庄拍纪录片的导演开会。要不是晚上有饭局，他还要给一屋子人做饭吃。
八十年代，栗宪庭先后任《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编辑，报道“星星美展”，推出“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推动'85美术新潮，组织'89中国现代艺术展。他参与了当时艺术界的每个重要节点，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那时他的家就是各地艺术家在北京的据点，经常横七竖八睡着一堆人，饭也时常不够吃。有一次还去卖旧书换钱买菜。他到各个地方去看艺术群体的创作，回来跟他们通信，问得最多的一句是“你有没有什么困难?”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内心脆弱，容易动感情，关心别人的困难。
如今跟八十年代的情况差不多，来找栗宪庭的人仍然很多很杂，有朋友怨他不懂带眼识人，老被不靠谱的人利用，但他却不以为然。他说大浪淘沙不能光看金子，重要的是浪淘沙的瞬间，沙子和金子混合着被浪卷起来。没有这么多沙子，哪能淘出金子?
“为了淘金，我这辈子都是在做沙子。”老栗说。
停职期间只有30多块钱工资，艺术家还不断地去他家吃饭。
栗宪庭说的大浪淘沙，为八十年代淘出了青春和理想主义，那时的艺术与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连在一起。“艺术彻底沦为政治附庸的时代结束了，艺术在回归艺术自身。当时文艺界最响亮的口号是人性和真实。”
八十年代初的艺术，更多地与整个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一致，与栗宪庭这一代经历过“文革”前后的年轻人心理变化相关。“以前我们被洗脑,认为我们国家是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开放后发现我们才是贫穷落后的，心灵上受到伤害，‘伤痕美术’是表达我们这代人的心理伤痛，针对‘文革’画英雄，艺术中突出小人物;针对‘文革’粉饰生活，就强调看到的贫困落后。那时有人批判‘伤痕美术’说是‘小、苦、旧’，当然是针对‘文革’的‘红、光、亮’和‘高、大、全’的呀。”
这一时期“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是主流，但栗宪庭走得更远，他一直试图解构现实主义，推崇抽象艺术，并在1983年《美术》杂志第一期上编辑了抽象艺术专题。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因此被停职。
停职期间只有30多块钱工资，艺术家还不断地去他家吃饭。“有一次罗中立说带5个人来吃饭，我就准备了5个人的饭，可是后来来了9个人，做的饭全吃光了。根本没有钱了，这怎么办，我就拿了一些旧书去卖，非常清楚地记得是卖了3块钱，买了一点儿菜，接着做。”老栗说完揉了揉眼角，这个故事他被问过多次，每次都有点儿动情。
闲下来，他就在家看书，八十年代是中国出版的热潮，可以看到大量的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著作，“我还买过台湾出的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影印本，都是盗版书。”老栗不光看西方的，也看中国传统的，这些书成了日后他与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艺术家的共同养料。
“现在出的书不比以前少，但大家心理上对知识的渴望没有那么强了。而且现在信息量太大，诱惑太多。”
艺术有了一条明确的走向成功的路径，名利场也清晰了。去年日本工薪收藏家宫津大辅来拜访栗宪庭，新浪微博做现场直播，那天来了六七十人，其中有个美院的学生说，我们现在毕业面临艺术创作，还要跟资本较量。栗宪庭说：“我当时听得都傻眼了，你还要顾及那么多。”
非要说八十年代有什么好，好就好在明确。
到'85美术新潮时期，各地艺术群体多起来，各个群体都出来自己做展览，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宣言。社会思潮也从八十年代初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艺术中社会批判的观念，也转向了文化的、哲学的观念，那时流行理性绘画，艺术界的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
“大家说现在艺术市场对艺术束缚很厉害，其实，五十到七十年代政治对艺术的束缚更厉害。没有完美的时代，八十年代所谓理想主义，是被经典和美化的。八十年代虽然没有市场，没有利的诱惑，可名也是个诱惑啊，那时乱七八糟的人也很多。”
1985年11月，美国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那个展览之后，一夜之间，中国艺术家都开始做现成品。“那时有一些误读，劳申伯格是一个波普艺术家，当时中国还没有商业，但中国艺术家从中读出了达达成分，因为波普艺术早期在西方也叫新达达，也因为当时中国艺术家的革命情绪，与达达的反文化观念相类似。”
栗宪庭认为当年有一些作品在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比如黄永砯将《中国绘画简史》与《西方现代艺术史》在洗衣机搅拌两分钟。“他有两个精神来源，一个是达达，一个是禅宗，回避钻到问题的死角里。近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就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比如说我感冒了，去挂盐水还是吃板蓝根冲剂?这个抉择就是文化的矛盾，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但是黄永砯把两本书放到洗衣机里一搅，等于把一个纠结了多少代人的文化抉择，以一种轻松解脱的方式化解掉了。”
如果非要说八十年代有什么好，老栗认为好就好在明确。那时候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一个清楚的“敌人”，或者“针对点”。但是今天你不知道“针对点”在哪里，每个人自己就是“敌我混合体”。
“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被信息塑造的。很多年轻人说我就是我自己，但我在很多人的表达里，发现他们都很类似。他们被信息所塑造，被塑造成的‘我’，要脱离出来非常困难。今天做艺术张扬个性，比我们那个年代要难得多。”
他早已离开了八十年代的频率，连带着放弃了名利场。
中国当代艺术走了三十多年，好像成功了，艺术明星在国际上也很光鲜。但栗宪庭与他们却渐行渐远。“别人眼里看，这些明星都跟我很密切，但其实我一生都在和不成功的人打交道，所有经历都是很痛苦的，成功的艺术家已经走出我的视野。”
老栗跟八十年代的老朋友虽然还有联系，但基本上只是个人友谊和吃吃喝喝的关系了，大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早已大不相同。以前他偶尔还去参加展览，现在几乎不去了。因为一去就有好多人围着照相、说话，他会紧张。“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并且赞助我做独立电影，让我很感动。”
今天，他早已离开了八十年代的频率，连带着放弃了名利场。“我关心不成功，因为那是艺术家从他的土壤里长出来时很鲜活的状态，那是我所感兴趣的。”
他戏言，自己做宋庄艺术区的时候是乡绅，主要想做出一个适合艺术家的生态环境，包括处理艺术家和农民之间的纠纷这种琐事;现在做独立电影，又成了社会工作者，包括四处找钱，疏通政府和独立电影的紧张关系，使独立电影能够存在下去。
“我建立的独立电影资料馆，包括这二十年来独立电影的资料和片子，目前是中国比较完备的，向所有人开放。”老栗有点儿自豪地说。
本来栗宪庭退出艺术界是想安静地想一些问题，因为以前写东西像打仗一样，一个潮流来了赶紧写一批短文章，都没有深思熟虑。但是到宋庄后环境变了，做艺术区，整天在建筑工地忙活，这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独立电影人，这个人群又使他发生了兴趣。
“中国有句话叫随遇而安，我是随遇而为。不是你想干什么，而是你能在今天的环境里干什么，理想主义是可操作的，每天愤怒没有意义，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大家都说今天不行，八十年代特别好，老栗不以为然。“今天淘出的金子，我们当年并没有看到。今天的金子不是以往的金子，以往的金子也不能成为今天金子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