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版刊载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7月15日
2014年7月2日，《东方早报》、《文物报》刊登了美国物理学者、收藏家王南屏之子王朴仁先生的文章《功甫帖的一些科学辩证问题》。否定本人于2014年2月15日对《功甫帖》所做的检测报告，支持早前上博研究员提出的“双钩廓填”说。
因为王先生文章有《文物报》与《东方早报》两个版本，《东方早报》版有15000多字，《文物报》版有11000多字。多出的4千多字完全与科学辩证无关，比如王先生用嘲讽的口气写到：“不懂书画的真科学家看到'南虫北虫'之说都会亮红灯，由纸厚估计透光度是任何物理学教授一见即知谬误，即使不谙文章内容也可一查作者资历，只要有英文姓名和曾经附属机构，由Google网页就能查出可有著作在正规期刊发表过，也可看出是研究主脑教授还是？？助手学生，无所遁形。笔者对网上'假科学'素不理会，因为有志学生必争取在正规学术刊物扬名，毕业有成后又岂会降格在网上发表研究？”。这类的文字充斥王先生文章各处，我不一一例举。显示出了王先生的傲慢。这些本来不允许在学术论文中出现文字，反使王先生文章的学术性大打折扣。本来学术就应该要纯粹越好，这一点，本人欣赏《文物报》编辑的把关尺度。
王南屏先生是我景仰的大收藏家，本人也收藏有王先生旧藏的古代书法名作。你是物理学出身，我是工程师出身，在文物领域，都算业余。不知为何您有资格，而我没有？
《论语》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文章大抵放在自己的博客里，偶有爱好者想要转载、发表，尽管拿去。所以，虽然至今也在大陆与台湾两地正规学术刊物中发表过五、六篇文章，也有一些被商业杂志拿去发表，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了起。按照王先生的标准，由于“Google网页”上用“英文姓名”查不到我写的中国书画学术论文，各个研究机构也不会有我的名字，自然不合格为“学者”。
说起来，关于《功甫帖》的研究文章，本人最早也曾给上博研究员发表过的《新民晚报》、《东方早报》等报纸杂志投过稿，表达了与上博研究员的不同意见，但不知什么原因，统统被拒载。既然本人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功甫帖》问题，那就干脆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意见。王先生认为这是“降格”，我也认了，但文章放在那里，有没有“格”读者自能评判。文章的价值在它本身，并不在于发表在哪里。王先生以为然否？
王先生的文章以科学家来作最后裁定的口气，从纸、墨、印三方面全面证伪《功甫帖》。与上博研究员一样，将《功甫帖》贬为连“文物”都不是的近代伪仿。并使用了一些西洋科学词汇与概念，让人以为科学家严谨，懂的比我们多，不少不去深究的读者误以为王先生所言说便是盖棺定论。王先生的文章发表当天，上海作家沉善增先生就在微博中指出：“我把这篇文章再看了一遍，发现这篇称是'科学辩证'的文章，实际参入不少主观臆测”。第二天，就有网友“听梧阁”指出：王先生所举“义阳世家”印章是伪印的图片证据，是没有按照相同的图像比例截图所致；王先生指出两个貌似“图籍”的半印，钤印倾斜角度同是7度，也是非误差允许范围内的测量错误。不知作为物理学家的王先生将做怎样的解释？还是应该像您教导我们的那样，学习CERN国际高能实验大队公开承认错误？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生出一丝悲哀，人们往往被科学家、博物馆专家的威名震慑，只看标题不看内容，更不去深究其中是否有误。而我在博客论文中一一驳斥过的那些逻辑错误，也不见专家们回应。前面写过的那些文章，也未必有几个人愿意读。一件很可能是苏轼亲笔的历史文物，被不成立的逻辑、证据就这么轻易盖棺论定，岂不悲哀？
我创立、经营制造型企业二十多年，自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现在，我也算得上一个古代书画收藏家，因为收藏，所以也研究。有一点理工科的逻辑思维，遇见不成立的逻辑证据，不肯放过。对千年文物有敬畏之心，对苏轼有敬仰之情。以为专家们不该如此草率，遂而辩驳。学术文章不多，但绝不搬抄他人，且时时以顾宁人格言为警策：作文“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关于《功甫帖》，作为研究课题，本人之前写过六篇文章，觉得该写的、该研究的都已经写完，可以罢休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在新浪博客“脉望林霄”中搜索到（其中两篇被《无锡文博》转载，算正规期刊）。
1.《论功甫帖正是安岐墨缘汇观著录本》，署名：陈萧羽（本人家族名字）。此文被《无锡文博》104期，2014年第一期转载，更名为《论功甫帖墨迹本与刻本的逻辑关系》。该文指出上博研究员用晚清刻帖作为否定墨迹本的标准，犯了逻辑错误。十年前已经有人在《怀素自叙帖》问题上犯过同样的错误。该文还指出，上博研究员举证的每一处，所谓刻本优于墨迹本者，无一不是墨迹本的精彩之处。
2，《善书者的鉴定误区》，指出部分善书者以自己对书法的眼光，评判宋人书法往往会有偏差。书法家不一定就是鉴定家。举证部分有高难度动作的笔法，看似非一笔写出，其实符合苏轼的书法特征。
3，《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本人在2014年2月15日，受慈善机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委托，自费对《功甫帖》进行了一次无损伤性的检测，否定了《功甫帖》用纸为“明代罗纹纸”之说，并用背光图、放大图像说明《功甫帖》并非“双勾廓填”，而是自然书写。进而论证其用纸与已知的两件宋人法书“外观形态”相似，帘距相等。
4，《冯承素摹兰亭序是双钩廓填吗？》，反驳《东方早报》署名'林牧之'文章，林牧之以《冯承素本兰亭》为例，试图混淆“双钩廓填”与“摹写”的概念。认为《冯承素本兰亭》，其实是一种“单勾摹写”。并且举证了大量“双钩廓填”的样本。“写本”与“廓填”在墨色上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在形态上，会偏离原作者的笔意。
5，《翁方纲跋功甫帖手稿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上博研究员所撰：《功甫帖辨伪新证（上、下）》（2014年2月26日、3月15日《东方早报》）的反驳。指出上博研究员的证据缺乏合理地逻辑辩证，将一种可能性作为结论。引用文献证据犯逻辑错误，而且相同的证据得出自相矛盾结果。
6，《功甫帖的翁方纲题跋是伪作吗？》，该文反驳曹大民先生在《东方早报》上发表的，质疑翁方纲题跋系伪作之论据。全面举证纸张虫洞状态、与翁方纲书法面目。
学术进步需要健康的学术辩论，科学的辩论需要用证据说话，希望今后的辩论文章不再出现所谓资格论以及对人挖苦讽刺的语言。
以下针对王朴仁的“《功甫帖》科学辩证“一文，反驳如下（下文登载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7月15日）：
一，关于纸张厚度与透光率
首先是关于纸张厚薄，本人的结论是“《功甫帖》用纸偏厚，而且麻纤维较粗，也没有施蜡，所以不适合用来勾摹”。王先生用一张图试图说明《功甫帖》用纸的层数比下方的勾摹本多很多。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由于不能损伤文物，我做的祗能是比较分析，比较原作与翁方纲勾摹本的纸张厚度差额，这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逻辑推算的结果。前提是：相同的裱工，使用的背纸层数是相同的，用的浆糊厚薄是相同的，所以比较两纸的厚度差别是客观可行的。
我们知道，装裱第一层是原纸，第二层是命纸，然后是背面的背裱纸，背裱纸一般是两层纸的复合纸。这样，一件书画裱完以后，严格来说有四层纸，局部地方还会有宽窄不一定助条。问题是除第一层纸外，裱工都会用到命纸和背裱纸，而且不会差别太大，在这个前提下，比较两张纸的厚度差就是有意义的。除非上述前提不成立，比如有装裱特例情况下，但仔细分析背光照片所显示的纸张层数，并不存在特例。
图1 ，部位3 ，王先生将命纸或出边条、甚至局部嵌补都当做了多加的一层（下图由赵华先生友情制作）
王先生用下面这张图示，试图说明《功甫帖》用纸比翁方纲勾摹本多了好几层，我在王先生的标注上加上了中文。经过与装裱专家的讨论，在逻辑运算下制作了彩色立体示意图，显示出墨迹本与勾摹本装裱的纸张层数相同（图1）。
图中，标注3，王先生说是“加上一层更旧的托纸”，稍有一些装裱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本身就是命纸，与画心一起曾经被虫蛀，绝不是比另一纸（勾摹本）多出的一层。2c，不是浆糊，而是边裱与内纸重叠加助条的厚度。
图2 ，局部嵌补，也被王先生当做了“多加的一层
1a、2、2a三处是明显的局部嵌补，根本不是如王先生所说“加了一层旧托”。（图2）。
本人的厚度测量数据，全部取自这些局部嵌补之外的部位，分别在两张纸上不同部位取测量点6点。得出加上裱工的总厚度平均值分别是：0.235mm，和0.166mm，这是个很大的差异。若再比较另一张翁方纲题跋用纸，因为也是明显的宋藏经纸，测量总厚达到0.208mm，与功甫帖相对接近。再与许汉卿题跋所用的普通明清用纸相比也是厚很多（测出总厚度0.173mm）。若比较《功甫帖》与翁方纲勾摹本用纸的纤维就会很明显看见，《功甫帖》纸张的造纸纤维比勾摹本粗很多。纤维细有可能做出薄纸，纤维粗则不会用来做薄纸。这是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判断的吧？
第二个问题是透光率与纸张厚度的问题，那么，在同一张照片上比较透光率是否有意义？王先生写到：“就算本纸的确较厚，也不能由此比较透光性，例如做窗户用的玻璃比纸厚很多，玻璃窗是否会透光不如纸窗呢？”在我的文章中我完全没有用两种不同材质比透光率。王先生以“玻璃”为喻，显然是有意曲解。这就不好称为“科学辩证”了。
“透光率”有一个洋文专业名词（transparence），指的是射入光穿过物体后，测出的射出光的衰减的百分比。用仪器可以直接测量，但也不比直观感觉的透光性来得明显。直观显示的墨迹本与勾摹本之间的透光性差异，与上述测量纸张厚薄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图3 ，右同一光源、同一张照片拍出的背光照显示透光性差异。左正面照显示墨迹本颜色不比勾摹本深，而比勾摹本透光性低。
王先生写道：“透光性与复合成分有关，更不能凭厚度判断，纸层间浆糊的透光性不能忽略”。请问物理学家，在同一光源、同一种材质、同一个裱工用的浆糊、相同纸张层数的情况下，被测纸张厚度的变量是否导致透光率的变量？在各种变量中，仅有“纸张密度”，会轻微影响结果数据，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变量。而且我在报告中强调了这个原纸没有“施蜡”，现在也补充一点，也没有染色。这个结果是“假科学”吗？请用您的“科学辩证”来说服大家。我的报告显示，照片是在同一光源用同一张照片显示的直观透光性（图3，相机：Hasselblad，H4D-60；焦距80；光圈22；曝光时间1/125秒；6000万像素；背光光源：StyleRX1200+柔光箱）。请问王先生这张照片是否还不足以显示透光性的差别？从正面照片看，墨迹比勾摹本的颜色还要浅，但透光性明显低于勾摹本。纸厚是因，透光性低是果。在这么低透光性的纸张上对光映摹，未见过成功的案例。
科学报告的真实性，不在于是否有资历，而在可重复验证性。也就是别人用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方法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有人根据您的报告，重复验证后指出，您做的“义阳世家”、“图籍”印章图像比较结论，被指为“证据造假”。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次读您的论文，第一时间就知道您的错误在何处。虽然我相信以您的人品和物理学家的身份，不会故意做假证据，但作为物理学家，发现两个龙美术馆用来做宣传用的PPT拼合图片的印章大小不一，至少也应该到原始数据中进行核对，而您显然没有这么做。最轻的说，也是您取证过程的步骤疏忽，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对于科学家来说也是严重的错误。我很认同您说的这句话：“各种证据必先自我再三批判，找朋友检查，先承认弱点胜于日后被他人指出”。“争议必以事实和科学原理为基层，证据不能夸大歪曲，任何漏洞或错误也不能不理”。您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重复检验我的检测报告，看看是否错误。
三、关于北虫、南虫之虫眼
王先生看见《功甫帖》以及翁方纲题跋纸张上过百的虫洞感到奇怪，就写下了下面的文字：“讲到同纸内每洞独立，蛀虫又如何爬到纸中过百不相连之处？林霄君对这些破洞作了非常奇妙的解释，称南方虫蛀横向的长洞，北方虫钻圆洞，但未说明'北虫''南虫'是什么虫，每洞孤立如何行动蔓延繁殖？蛀蚀如何分辨上下左右或者长形圆形？这些神话之说作者没有提供科学根据，读者可不必理会。常人凭直觉做简单推测，这些破洞可以理解是作伪者把纸张做旧惑人的手法，例如喷一些酸液把纸张腐蚀，或者喷糖水招引虫蚁咬食，小水点在空中自成球形，落到纸上自然近圆形，而且大小相约，如旧日烫衣服用喷水器，水点落到衣上也有同样特征”。可以理解，王先生身在美国几十年，估计没有见过中国北方蛀虫留下的圆形虫洞。但作为科学家，评论别人为“神话之说”之前，总要多问问世上有没有圆孔形的虫眼吧？自己未见过的，就是别人的错？请问您，未做过实验，何以就判定是喷酸液、喷糖水的作伪手法？既然您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说出这样的结论，就麻烦您提供喷洒酸液腐蚀纸张、糖水引蛀虫的实验报告。
图4 ，卷轴形式下的北方虫眼，左为国家图书馆藏BD00029 写经局部虫眼，右为大英图书馆藏“斯00925 ”写经局部虫眼及虫茧
北方虫眼与南方虫眼不同，这不是本人的发现。是在一年多前陪同著名敦煌学家方广锠先生考察香港各单位敦煌遗书时他教我的。北方蛀虫垂直于纸面或者沿巻轴或册页侧边直钻。南方蛀虫则是类似蔓延式的吃法，如我们常见的“广东蛀”。因此，敦煌写经上，以及古代北方地区书画或古籍被虫蚀的虫洞呈圆孔或侧面直钻形状（注：不能以当代空调环境下的南北方虫眼为判别依据）。方广锠先生说，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这是他判断虫蛀是出土前还是出土后的依据之一，也是用来鉴定日本写经与敦煌写经时需要考察的一个小窍门。方广锠先生在其所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敦煌写卷中虽常见虫茧，却少有虫蛀，且敦煌之蛀虫特点是从里往外通透，傅图敦煌特藏中部分写卷虫蛀较为显著，除个别为敦煌原蛀外，大部分蛀痕平行蛀蚀，可判定为流传保管过程中受损，部分蛀蚀同时穿透现代托纸，可为上述判断之佐证”（方广锠《谈傅斯年图书馆敦煌遗书特藏》，2013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敦煌遗书》P23页）。方广锠先生亲自上手考察过三万件以上敦煌遗书，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令我敬佩。他在长期的考察实践中发现的这一现象，自从方先生教我的这个观察点，我在自己的收藏观察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再验证。方先生考察著录世界敦煌遗书的工作方式，请看本人博文《方广锠先生访香港敦煌遗书记》。至于王先生问“'南虫'、'北虫'是什么虫”，以其习性不同，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生物，这显然属于应该由生物学家研究的课题（图4）。敦煌遗书中也会有少部分不明原因的纸张破洞，尚不能确定是何种动物或微生物造成，也有埋在土里腐烂造成的，但都没有出现过南方蛀虫蔓延式虫洞的特征。需要注明的是，南方蛀虫并不是完全不会咬出圆孔状的虫眼，只是大部分显蔓延式的形状。这个特征很容易区别。
图5-1 ，北方蛀虫在册页形式下古书画、古籍虫眼，左取自台北故宫《杨维桢题钱谱册》，右取自王钟翰先生故藏《乾隆八年刊本御制盛京赋》
图5-2 南方蛀虫在书画中留下的虫眼，取自本人藏品明陈淳《山前晓景卷》此卷为晚清广东潘延龄旧藏，可视为为“广东蛀”典型。
敦煌以外，北方蛀虫吃过的古代书画以及古籍并不少见，读者自己可以领会与南方“广东蛀”的区别（图5）。
我在前一篇论文已经说到，翁方纲题跋之前，纸张上已经有许多虫眼。为了避开虫眼，翁方纲书写有停顿空格，有缩字、笔画绕开之现象（见博文《功甫帖》翁方纲题跋是伪作吗？》），翁方纲题跋之后，纸张又继续被虫蚀。不知王先生怎么判断这些虫眼“年代不算久远，近两百年的作品中鲜见？”。以虫眼的多少判断年代远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事实上，只要保管不善，几年内虫子就可以把整本书吃光，何况两百年。王先生又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功甫帖》本幅与翁方纲题跋的虫眼必须相重合。您怎么知道原来这两张纸就是在上下层对应的位置上？或者是对折的关系？不过，这个要求倒提醒我们。曾经与《功甫帖》同一册页的其他书法，或许就有一？？两件与《功甫帖》或者翁方纲题跋虫眼相对应的。如果将来能够发现，就是一个可以证明《功甫帖》与那件作品两百年前曾居一册的证据。
四、关于墨色以及自然书写特征问题
图6 ，左张即之速度快，右赵孟俯速度稳，皆不易看不出墨色的变化
功甫帖墨色极黑，是宋代松烟墨的特点，与本人所见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多件宋人、元人法书的墨色相类，从正面看，除了飞白处，很难发现墨色变化，比如藏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即之书金刚经》、《赵孟俯湖州妙严寺记》，纸张墨色皆与《功甫帖》类似，以张即之之迅，赵孟俯之稳，皆不易看出墨色变化，这样的例子宋人法书中比比皆是（图6）。
其实不是看不见，而是不易看出来，所以本人才将《功甫帖》的背光照公布，使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见到墨色变化的自然书写特征。
是否看得见墨色变化，取决于行笔速度和纸绢材质。速度快比慢的易显变化。楷书慢于行书；行书慢于草书。纸质紧密、表面光滑的纸张；比纸质松、面不光的纸易显变化。如果要比较，应该取纸质相似、同是松烟墨的宋元人书法，才是科学的对比方法，即使在相同用墨的情况下，不同纸绢，也不能用来作比对。比如说，蜀绢以及表面有肌理的罗纹纸不能与麻纸的效果放在一起比对，众所周知，是违背物理学逻辑的。
王先生居然用民国叶恭绰、许汉卿写在吸墨量大的宣纸上、而且是用油烟墨的来比对宋人松烟墨墨色；再用米芾写在蜀绢上的《蜀素帖》、用黄庭坚写在有布纹肌理的罗纹纸上的《松风阁诗》作比较墨色的对象。如果一个物理学学生将不可比的项目放在一起比对，是不是该得零分？（这一句很不礼貌，却来自王先生文章中类似的语言：“大学生写艺术论文各抒己见，东抄西袭也不会得零分，物理习题若学生把厚度与透光度混淆必定得零分”）。
您还用一件不明材质的民国珂罗版《天际乌云帖》的照片，不知道想说明什么问题？通过珂罗版照片根本无法判断纸张是哪一种，不同的纸张墨色脱落程度不同。更何况这件《天际乌云帖》是否宋人书法还不能确定。
图7 ，相应位置浓淡变化与正面照片一致。
在举例苏轼《题王诜诗》图像时，您说“只要把电脑显示屏光度视线角度调正”，就能看出苏轼的墨色变化。即使《功甫帖》的楷书行笔速度慢于《题王诜诗》，但我也能够按照王君的方法，“将电脑显示屏光度调整一下”，使《功甫帖》正面照片也能够看到墨色变化，如果看背光照就更明晰了（图7）。
图8 ，这是用Phtoshop 背光图将颜色滤去后，取各点黑度百分比。可见在交叉、转折、收笔、笔锋中心线黑度高；在快速滑翔、笔肚着纸部位，则黑度低。比如左下“力”的右边转弯处，内侧为笔锋外侧为笔肚。“立刀”这一竖，笔锋偏左。笔锋在什么部位，什么部位就偏黑。“力”一撇向上翻笔速度快，墨色淡；“力”字最末一勾，有一个有力的勾提，墨色深。会写毛笔字的可以自己体会到（本图为赵华先生友情制作）。
这个“别”字的背光照，很能够说明书写笔画在入笔、滑翔、停顿、转折、交叉、收笔各处的墨色体现出的书写节奏，以及笔锋的偏向（图8）。
图9 ，《功甫帖》的节奏与锋芒，不可能是逐笔缓写
王先生认为《功甫帖》的书写速度“又稳又慢，笔亦小心保持狭窄干湿范围，幼时摹帖学字就是这样，为求形似，必逐笔缓写”。请问“逐笔缓写”能够写出下面的节奏和锋芒吗？（图9）
图10 ，“甫”字正面照与背光照的墨色变化
下面这个“甫”字，王先生算是看见墨色在交叉处的变化了，但又接着写到“横划直竖深浅相约，即墨的浓度一致，交笔处最多亦不至加倍，因为一笔后毛孔已大部分填了墨，第二笔吸墨量必少于第一笔，以此为量度标准就知道没交笔的地方墨的浓度变化不到一倍。亦即快慢轻重变化微弱”。这句话颇费解，不知王先生怎么计量浓度变化是一倍还是不到一倍？到了一倍怎样？不到一倍又怎样？请教王先生该如何测量墨色的倍数？（图10）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苏轼《赤壁赋》称“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粟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此“聚墨痕”墨淡的书法正面易见，墨浓的背光即可见。用以判断书写抑或勾摹，颇简单易行。
图11 ，上陈淳草书《李青莲问月歌》局部，中左陈淳“人”字末端，中中墨迹“苏”字末端，中右勾摹本“苏”字末端。下左陈淳“人”字勾提，下中墨迹“别”字勾提，下右勾摹本“别”字勾提。
以本人所藏一件明代陈淳大字草书《李青莲问月歌》为例，陈淳是特别喜用淡墨软笔的，速度也很快，纸张不太吸墨，从正面可以很好地显示自然书写的墨色变化在行笔中的“聚墨痕”。读者自己可以比较相交处、提笔处停顿处的墨浓；滑翔处、笔肚着纸处墨淡。墨黑如《功甫帖》，只有背光可见“聚墨痕”。若是勾摹本则是反复涂抹的痕迹（图11）。
五，关于“双钩廓填”问题
王先生为了给上博研究员的“双钩廓填”论解围，先是轻描淡写地说“《功甫帖》九字，是否以'双钩廓填'作伪，这其实是不重要的”。试图将上博研究员重点论述的“双钩廓填”轻轻放过。然后再将“双钩廓填”的概念扩充到“临写”、“无轮廓摹写”的范围，不惜将谢稚柳先生的定义推翻。然后想象这样的勾摹方式：“钩与填可分二纸进行，若先双钩轮廓一纸为底，再盖上另一纸透光填廓书写，就不会有钩边痕迹了”。这个想象的方法看似很合理，但是王先生您试验过吗？而且用一张较厚的麻纸。您说的摹写办法属于“映写”的概念，古代的高手确实有可能用“映写”的方法复制书法，以致难以判断真伪，至今也只有《怀素自叙帖》、《米芾多景楼诗》有学者作过这方面的讨论，前提是出现了几乎一摸一样的写本“双胞胎”。若扩大而论，任何一件古代书法都可以被无限怀疑为“映写”的伪作。在古代书画鉴定方法论上，是不应该未出现证据，就无限怀疑的。
关于“双钩廓填”，本人博文《冯承素摹兰亭序是双钩廓填吗？》已经有专门论述，傅申先生在他的《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也有明确的定义和论述，并有大量举证（傅申《书法鉴定》，台北典藏2004年版，P46-49页）。本人在文中说过，凡是双钩廓填，只要放大10倍到20倍，一定可以看见“起落笔处有钩填轮廓的交叉燕尾，或在枯白处看到紊乱不平行的乱丝”。
图12 ，王先生举例陆继善摹《兰亭序》的墨色自然其实不然
王先生为了说明古人双钩廓填的方式如何能够做做到看不见轮廓线，还能够墨色自然，自己想象了一通用分两纸先钩后填的方法。为了证明自己的臆测，以元代陆继善摹本《兰亭序》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王朴仁先生这样写到：“要充分了解'双钩廓填'手法，莫如参考元代陆继善以此法重摹的唐摹本《兰亭序》，陆氏自识云：'因念尝侍先师筠庵姚先生文敏赵公，闻'双钩填廓'之法，遂从兄假而效之'，墨色枯润浓淡相当易辨”。并且图示如下（图12）
图13 ，元陆继善摹本《兰亭序》部分字的局部，可见双钩廓填枯白处明显的乱丝和双钩廓线
本人找不到此帖的清晰照片，仅将手上的普通出版物放大一倍，就已经能够清晰地看见，枯白处不平行的乱丝和双钩轮廓，根本没有一点自然书写墨色特征，其中包含王君所举的“不”字，不知王先生如何得出“墨色枯润浓淡相当”的结论？用一张小图打发我们这些没有专业资格的读者？（图13）
事实证明，元代陆继善所用的“双钩廓填”法，与谢稚柳先生、傅申先生所定义的，完全一致。何来“广泛的误解”？
好在元朝人陆继善给我们提供了一件“双钩廓填”的标准样本。所以，不知该如何感谢您！让我不用寻找其他证据，用您自己证据就可轻松推翻您对“双钩廓填”的新解释。
六、余论
王先生文章实在太长，论点琐碎，其中重复上博研究员的一些错误逻辑，大多数已在本人所列博客文章中都有过辩驳。以下只提要点，不再展开。
王先生指出《功甫帖》刻本的母本原迹已经毁于战火。为什么其他存世的大量曾经安素轩收藏的真迹没有毁于战火？这个问题我在《翁方纲跋功甫帖手稿告诉我们什么？》一文中己经反驳过上博研究员。
王先生的《功甫帖》墨迹本与《安素轩石刻》来自不同版本之说，也很离奇。本人《论功甫帖正是安岐墨缘汇观著录本》已经论述，刻本经过多道转移摹刻，刻工参以己意，历来会与原作差异很大，按照王先生的逻辑，苏轼《寒食帖》也应该勾摹自与《三希堂》法帖不同的刻本。以后世刻本作为鉴定墨迹本的标准，在逻辑上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
安岐藏印问题我在《功甫帖翁方纲题跋是伪作吗？》一文中也提供了详细的图像比对。晚清作伪者，根本不可能做到仿细朱文印章的完全相符、仿清早期印色过关。
安岐著录、翁方纲手稿、李佐贤著录差异问题，本人在《翁方纲跋功甫帖手稿告诉我们什么？》、《功甫帖翁方纲题跋是伪作吗？》二文中，已经做过详细文献学检讨，结论是，李佐贤著录的差别属于刻本文字笔误，反倒是墨迹本勘正了刻本。即使有一件文本与李着相同的翁方纲题跋，也必伪无疑。因为翁方纲醉梦中也不可能将只是七品小官的江德量写成副部长级的“侍郎”。而不是像王先生所说：“三项著录其实都不属可靠证据，因为所载并不一致”，碰到不一致的地方王先生不去考校，就统统否定，恐非科学态度。
安岐《墨缘汇观》的著录体例是：记载项元汴旧藏，但不记载梁清标旧藏。因为安岐著录的《功甫帖》里面未提项元汴，所以项元汴并不是收藏链里面真实的一环。《功甫帖》本幅若真有项元汴印章，反倒是可疑了。以梁清标的钤印习惯，更不会在挤满项元汴印章的本幅上再加上自己的两方大印。所谓的“图籍”印章其实只是猜测，本人以为应该是“XX图籍”例子较多，而且右半印翁方纲描述比现在所见多出的笔画顶上“一点”，翁方纲说“所露极眇”，又是在最边缘。所以在后来的装裱过程中，只要稍稍一裁，这一点就看不见了。裁边，这是每个装裱工几乎都会做的一个步骤。这些已在《翁方纲跋功甫帖手稿告诉我们什么？》一文中有专门论述。
虽然这是一场不对等公平的辩论，但是对于我来讲，还是要感谢证伪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疑点，这些论点和疑问都提供了一个思维的角度，使我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并且要用最让人最能读懂的方式表述出来，也是一种思维的训练和完善论据的过程。
古代书画任何一件都是在信息不完整的前提下作判定的。比如没有出生证明，或缺了几百年的流传信息，或是流传信息为伪的，等等。博物馆里面反复作为真迹展出、教育大众的，也有不少可争议的作品，不时也有学者研究证明为伪作，这都视为学术的进步。所谓真迹，严格意义上说，皆无人可以证明其为真迹，而只要可以证伪的证据出现，即可判定为伪作。世上所谓的真迹，皆以其未出现可以推翻的证据，故“暂定”为真迹。《功甫帖》亦然。
以上是对作为科学家的王先生的“科学辩证”一文的回应，王先生的的论文是否属于“科学辩证”，读者自行判断。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鸣谢：本文得到赵华先生精湛的图像制作支持与无私帮助，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