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日下午，在严培明亦师亦友的知交黄申生先生位于上海莫干山路的工作室里，严培明靠着窗口前的八仙桌，雪茄就绿茶，侃侃而谈。
从《童年的风景》谈起
6月19日，严培明个展《童年的风景》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时间长达四个月。这是一个从08年开始为尤伦斯艺术中心量身筹划的个人展览。为了在这个高9米，2500平米的空间里呈现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展览，作品的展示方式作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了考虑。2006年严培明在西班牙赛维利亚参加第二届西班牙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时候尝试过画在旗帜上，当时策展人要求他的作品在一座桥上展出，巨大的固定式的画框显然不适合在桥上展出，为此他试着画了“海盗旗”。那次成功的经验为《童年的风景》所吸收，并且得到更深入地发掘。运用旗帜来承载画面在这个展览中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一方面是旗帜本身具有的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一般画一幅肖像，作品就一种状态，即使画的是变形也就是一种，但是在旗帜上画的，随着旗帜飘卷翻滚起来，就有了千万种的变化，这些孩子像是活着的，在多舛的命运中竭力挣扎”，作品的主题藉以更强烈地传递。而观众面对视觉上动态的同时，耳边又为呼呼风声所占据的时候，很难阻挡内心油然而生的震撼。
当问起长期专注并闻名于以黑、白、红单色描绘人物肖像的严培明为何会尝试做一个装置艺术作品，他回答地很明确，“我并不是刻意去做一个装置，至少从一开始并不是从这个出发来考虑的”，选择旗帜作为载体，是把整个空间作为一个对象，把展览整体作为一个作品来考虑的结果。
在严培明近期的两个个人展览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展览呈现与主题表达之间联系越发关注的趋势。2009年年初，严培明受邀在巴黎卢浮宫举办了该博物馆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世艺术家的个人展览，展览称作《蒙娜丽莎的葬礼》。在这个展览上，点题作品《蒙娜丽莎的葬礼》悬挂在距离《蒙娜丽莎》原作近在咫尺的一个展厅里。灰色的“葬礼”蒙娜丽莎和“艳丽动人”的蒙娜丽莎在一墙之隔的阴阳交界处对话生命与死亡。这样的展览呈现方式与之前严培明的展览比较，例如，2005年在《献给我父亲，第戎—上海—广东》巡展，2004年至2005年在德国曼海姆美术馆举办的《猛龙过江》等等，最近的两个展览透出艺术家在为自身关注话题寻找一种更为强烈有力的表达方式的企图，他正在试图让自己的力量辐射到画布以外的更加广阔地空间里。
《童年的风景》对于尤伦斯乃至其他的美术馆、艺术空间会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展览可以这么做，或许也是一道难题——以后的展览又怎么做?这个展览对于艺术家会是一个有益的启迪，画里画外能产生如此力量，或许也是一个考验，自己如何达到表现力的极致?
关于艺术作品的力量
今天再来讨论艺术作品的力量或许有些老套，但是在严培明看来，力量、力度与作品主题的深度一样重要，一样经久不衰，他对力量的关注正如他始终在关注生命与死亡的主题一样执着。单色系列肖像以简单色彩的强烈对比，阔笔横扫的霸气来达到表现的力量，把这个悲惨世界留在人们脸上的印痕刷到画布上。这样的表达他乐此不疲，这样的力量让他痴迷。严培明每年都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他要求自己每个展览都有数量可观的新作品，甚至整个展览都是全新的，但是创作当中他并没有觉得太大压力，“每一次创作就像是一次力量的爆发，充满了享受”。谈到力量的时候，他的眼睛圆瞪着充满渴望。
不断寻求震撼人心的表现力量，可以作为串起严培明艺术创作历程的线索之一。从他最初选择以单色的肖像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把生死悲欢、人间苦难凝结在最普通人的形象里，到他用“葬礼”蒙娜丽莎与“丽人”蒙娜丽莎的对话，再到今天以旗帜作为载体来勾画的孤儿，简洁、直接、有力的原则贯穿始终。就如严培明自己所说的，“简洁不啰嗦，让画面充满力量，用最精炼的话讲出我的意思，我就是这么想的”。在单色的肖像里，人脸就是最好的“词语”，严培明专注的是遣“词”造“句”。 外媒对《童年的风景》的评价形容集中在“震撼”上，当34面旗帜飘卷起来，生的开始，朝着家园挣扎，当34面旗帜垂落，死的到来，家园寂静沉默，生死的转换只在朝夕，就是这样的孤独人生，就是这样的悲惨命运，简洁到一瞥足以见全貌，却让人刹那间毛孔收缩汗毛直立，难以平复。展览没有作任何修饰，作品赤裸裸地摆在展厅里，但是足以打动身处作品内外的观众，严培明依然在遵循这个原则。
在寻找更具力量的表现方式的过程中，严培明表现出和他无视艺术已有框架同样的勇气。能够找到一种被认可的、具有力量的表达方式被很多艺术家视作艺术上成熟的开始，从此他们会按照这个方式作为自己创作的规范。严培明当然也有一些规范，不过对规范更恰当的描述应该是个人的习惯，现在他的新展览让我们看到了，他还是那么不安分，还是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我是做艺术的就是做艺术的，至于什么工具，其实都可以的”，这句话很熟悉，严培明多次说到过，这次他还补充了一句“我还在不断在思考，考虑我的作品主题，考虑怎么让作品的主题表达得更有力量，这和我的生命同步”。他说自己已经在考虑明年在美国纽约的大型个展，“你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梦想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如果没有实现这个梦，当梦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个噩梦。”严培明如是说。
严培明频频在国际艺坛公开展出，获得愈来愈广泛地认可，市场也对他的作品表现出足够兴趣。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上海闸北辗转来到法国第戎追寻艺术梦想的青年取得今天的成就，无论如何都应该归入成功者的范畴，他的艺术梦想应该实现了很大一部分。但是“我没有成功的感觉，我只想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责任来看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仍然只是艺术的路上前行，艺术是最高的，不是用金钱或其它来衡量，金钱和权力对艺术没有控制力，艺术不是奴才，奴才在服务别人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理性和人品，奴隶靠自己的辛苦的劳作换取一顿饭，奴隶好过奴才，我可以一辈子做奴隶，但是绝不做奴才。”严培明的回答把他的艺术与生命存在联系在了一起，就像他在关注这个世界里那些被忽视的被重视的，那些处于社会中心的和被边缘了的，也包括自己在内的生命的时候，反复表现的如何生与怎样死的主题。尤伦斯的旗帜上描绘的是北京一家孤儿院不知名的孩子们的命运;《艺术家父亲的葬礼》、《艺术家父亲在太平间》是对艺术家的至亲者的生命认识。而《太平间的自画像》则是对自身生命的思考和体验，他说一个艺术家“如果人死了，而画又被埋葬的话，那是最大的痛苦”，裹着尸布的艺术家本人在画布上的存在或者正是他渴望自己的艺术与生命同步的隐喻。
严培明有着把种种复杂的表象都归入生命终极加以理解和探讨的习惯和能力，把对自己生命的认识，把由己及人和由人及己的生命印证统统挤压进艺术创作当中，他所谓“简洁不啰嗦……用最精炼的话讲出我的意思”的强劲力量也来自于删繁就简，以每个生命体共同的出发和归属来剖析其各自独特的存在，正如Fabian Stech在讨论严培明作品中关于死亡主题时引用的西班牙作家弗郎西斯科的话，“死亡开口对人们说话，他说他的外表并非骷髅，每个人自己的死亡都蕴藏在自己现存的形态中。”在这一高度上的统括，使得每一个肖像都能够直指人心。
在谈到自己的艺术生涯的时候，严培明再一次把自己对艺术力量的痴迷追寻放到了自己生命终极的刻度上衡量。他渴望在梦醒的那一刻依然散发出磅礴的力量，那面代表自己的旗帜垂落前的一瞬间仍旧应该迎风招展、咧咧作响。严培明用赞赏甚至艳羡地口气拿毕加索的艺术生命举例，他又一次瞪圆了眼睛，“那是自始至终充满力量的，即便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依然放着光芒，那真的很过瘾很过瘾”。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