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致吕斯百信札 43.7万元
美术文献、信札等小众藏品，在过去两三年间曾以稳定增长的成绩，给颇为低迷的市场带来亮光和希望。市场份额有限的信札成为最吸引眼球的小众门类，培养了一个逐渐变大的收藏群体。今春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较之过去两三年，显得较为谨慎，几大公司的拍卖成交额较上季或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未能突破平淡格局。在市场整体依然平淡的形势下，信札能否延续前两年态势，实现更大突破，引人关注。
总体而言，今年春拍，原本亮点闪耀的信札，开始慢慢平寂下来，亮点、热点少了，拍卖总额也没能实现突破。但细分数据，我们会发现，信札的收藏仍然在缓慢发展。这个发展，主要来自中价作品业绩的增长，高价品的品种和价位明显下降。由此可知，由于经济不景气，信札藏家的心态对高价拍品颇为谨慎。不过整个信札的收藏群体已经培养起来了，信札市场在热闹过后，稍作调整，渐渐步入稳定发展期。这一点，对拍场而言，反而是极为有利的。香港佳士得瓷器及工艺品部主管曾志芬的一番话，反映了拍场主要心态：“前几年，大家对艺术品好似在‘抢’一样，显然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如今这种气氛已然不在，我们反而松了口气。市场正在理性的回归之中，这显然有助于未来市场良性地持续发展。”
信札板块回溯
根据已发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举办拍卖会392个，专场近1500个，拍品29万件。其中，书札文牍2200余件，成交1200余件，成交率53%，上拍量有较大幅度增加，成交率与去年持平。2013年全年上拍近3000件，成交价超百万的有21件。而今春，百万以上的作品仅5件：北京匡时的徐悲鸿1953年作致周扬手札一通，估价76万-82万元，379.5万元成交;西泠拍卖的1925年及以前康有为致陈三立信，估价35万-50万元，成交155.25万元;中国嘉德的王明致谢觉哉书札，估价120万-150万元，138万元成交;广州皇玛拍卖的“文札遗珍”，估价115万-125万元，成交132.25万元;西泠拍卖的袁克文、梁启超、康有为、于右任信札，估价28万-35万元，成交115万元。高价位拍品减少，说明藏家对高价位拍品风险控制渐趋谨慎。
此外，细分成交拍品的价格区间，我们发现，100万-50万元间15件，成交额1019.475万元，这个数据较去年有所下滑。50万-10万元间237件，成交额4978.3万元。10万-1万元间505件，成交额2019.31万元。说明中等价位拍品成为市场主力和藏家关注重点，反映出信札收藏需求量和市场基础的稳定性有所增长。1万元以下成交405件，成交168.65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平均价与中位价基本持平，反映出买家在收藏中的兴趣导向，是出于习惯性购买，而非将作品视为金融资产。
过去几年，信札拍卖的良好态势，促使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涉入其中。今年春拍总计一百多家拍卖公司有信札上拍，相关专场也有几个。但是，就像以往美术文献类拍品一样，起初专场较少，成交率高，但在拍出佳绩后，会有很多拍卖公司跟进，致使市场呈现上拍量增长而成交率下降的态势。今春的信札市场情况，也符合这一规律。
市场存在的流拍现象，值得关注。元代赵孟頫《致宗元总管札》标价4500万-5500万元，为此次春拍估价最高者，最终流拍。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认为，这件手札估价确实不低，买家范围缩得更小。而现在整个市场环境也不像2010年、2011年那样热。不过流拍以后，有许多人表示关切，只是价格还要谈。
高价品流拍或属正常现象，一些估价低的拍品也流拍则令人惋惜，如上海敬华两通鲁迅致洪兰友的信札，估价均为8万-12万元，与去年成交的鲁迅作品五六百万元成交价相比并不高。
王明致谢觉哉书札 138万元
信札拍场的亮点与变化
虽然参与公司多，上拍量有所增加，亮点却少了。重点拍品仍围绕名家做文章，或以名藏家为概念。这自然是因为名家引来的关注度更高，藏家也更信任，成交率会比较高。北京匡时的吕斯百旧藏作品专场百分之百成交。吕斯百旧藏专场中有信札42件，总成交额481.735万元。其中，吴作人写给吕斯百的信20余通，时间跨度从抗战西行写生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北平艺专、南京中央大学、中央美院、西北师范学院等美术机构的教育沿革与历史变迁，保存了20世纪美术教育史的大量信息。还有傅抱石致信，书信洋洋洒洒地论述了清末以降的国画情形。徐悲鸿致信则谈及了他对美术课程的大胆设想，以及在广西避难时期的遭遇。吕斯百专场中徐悲鸿信札成交额多在三四十万元，反映了徐悲鸿信札的市场价值较为稳定。
徐悲鸿1953年6月18日致周扬信札以379.5万元成交，成为今春魁首，证实书札在艺术价值外，更重史料价值，且直接决定了拍品价格。此函徐悲鸿指刘海粟为汉奸，反对任命其为华东美专校长，这件事在美术界相当有名。据廖静文回忆，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名单，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这两封信，我是看着悲鸿写的，没想到还能保留下来”。廖静文所说的这两封信，一封写于6月5日，一封写于7月8日。这两封信由藏家荣宏君于2003年购藏，2009年《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同心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2011年北京匡时春拍上拍了这两件信札，估价100万-120万元，以209.3万元成交。当年秋拍，北京匡时推出了这封徐悲鸿6月18日致周扬的信札，这件长函可以说更加全面、详细地陈述了徐的观点，单通估价100万-120万元，最后流拍。当时有人分析其原因，认为可能是因价高，藏家回避价格风险，亦或是对藏品心怀疑虑。今春，这件信札再现北京匡时拍场，估价调至76万-82万元，最终以高出估价三倍的价格成交。
西泠拍卖信札板块突出。1925年以前康有为致陈三立信估价35万-50万元，155.25万元成交。这件作品在2007上海嘉泰秋拍估价15万-18万元，流标。内容均写于戊戌变法后，事关康有为胞弟、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身后事，及康氏与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的交谊，是维新遗事的重要文献。康有为与陈氏父子俱为维新派，康偏于激烈，陈近于渐进，他们在变法失败后依然同气相求，陈三立与康有为更成为矢志不渝的挚友。康有为写给陈三立的信札是感谢他为胞弟康广仁撰写的墓志铭。书札中有唱和诗句，在康有为与陈三立的诗文集中均有记载。超高的成交价，显示其艺术价值、研究价值确实非同一般。西泠拍卖的袁克文、梁启超、康有为、于右任信札同一标的，估价28万-35万元，成交115万元。
中国嘉德的王明致谢觉哉信，讨论关于中央法制委员会李木庵所拟刑法草案及陈瑾昆所草拟的其他各法案的工作进展等，史料价值颇高，成交价138万元。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七大”以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4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正式成立“中央法制委员会”，王明任主任，谢觉哉亦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谢觉哉曾为此赋诗“十老年逾六百秋，共编大法共研修”。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9月成立后，谢觉哉方出任司法部部长，因此此信应写于1948年10月。这封信所关涉人物、机构的重要性和内容的独特性，使得其所拍金额不足为奇。
王朔 《一种感觉》(《海马歌舞厅》)书稿 28.75万元
此外，市场还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信札外延有所扩大，不少拍卖公司在涉及信札的场次中增加了与信札相关的大量物件。广州皇玛拍卖推出的“文札遗珍”的标的，包括了民国至解放前后350件信札、邮票邮戳、证书、照片和票据等珍贵文献，因为存世稀少、价值珍贵、保真度高等因素，以132.25万元成交。其实这些内容已突破信札概念，更接近于历史文牍和邮品类。二是国外名人书札批量涌现。中国嘉德去年春拍引入世界名人手迹、影像系列，今春多家拍卖行跟进且成交较佳，如西泠拍卖的中外名人手迹专场，成交率90.76%，成交额3834万元;北京保利“百年风云-世界名人字札”专场，165.72万元成交，成交率53.22%，多是外国名人的签名衣/球/照片之类，仅五六件国人公文信札。
在信札所处板块，往往有作家手稿一并出现。作家手稿多被列入古籍版块中的“写本写经”类，但与传统雕版印刷产生之前的“写本写经”概念、意义完全不同，所以渐渐与同属名人手迹的信札类靠拢。对作家手稿的价值，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在国外，有专门的手稿学，国内没有手稿学，但也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前些年，多次举办手稿展，魏巍、海岩等现当代作家的手稿多有拍卖，但总体来说藏家对作家手稿反应较冷淡，影响范围有限。近年来，随着信札渐热，与名人手迹相关的文献资料都得到重视，作家手稿趋热。今春北京歌德的“小雅观心——赵庆伟藏名家文稿墨迹专场”，成交率高达95%，呈现20世纪文学大师冰心、丁玲、孙犁等先生所著文章的手书原件，也有包括王蒙、贾平凹等当代著名文学家具有重大影响的小说散文手书原稿。莫言《苍蝇·门牙》手稿遵从作者意愿撤拍，但之前手稿的私洽价格已高达400万元。《一种感觉》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旋风”中的重要作品，以28.75万元成交;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获198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以16.1万元成交。西泠拍卖的顾颉刚存稿，计37种文稿，用“禹贡学会”、“文华阁”等稿纸写就，550余页，也取得不俗成绩，以78.2万成交，反映了名人手迹随信札收藏升温，逐渐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出版助力信札拍卖
先拍卖后出版，或先出版后拍卖，实现藏家、市场、出版社三方共赢,和保存、推广、拍卖、研究一体化，是近年来信札市场区别于其他藏品市场的一个较大特征。
由于信札物权、隐私权、著作权等诸多法律问题尚存争议，这些年在信札拍卖、出版上发生了一些官司，市场就发生过多起因此临时撤拍或遭遇罚款的情况。对此，业界既有担忧，也在克服困难，寻求办法，积极应对。如北京匡时的郑子瑜往来信札是个成功案例。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中，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是主体，另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生动还原了当时学人交往的历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新中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北京匡时先取得了周家的理解，同时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讨论信札出版，很好地解决了各方问题。而与出版同时而来的，除了著作权、隐私权、物权等客观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推广和研究的深入、关注度的提升，这对信札的收藏、拍卖也颇为有利。对权益问题，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就表示，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他有责任把有关的研究资料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接下来他考虑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对北京匡时能够把拍品先提供出版，进行学术研究，他很赞赏。拍卖的结果则显示出版带来的推广效应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拍卖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好成绩。可知出版对于学术界研究和拍卖市场而言，是双赢的。
据笔者所知，目前一些权威出版单位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已经开始大规模挖掘信札类史料，通过汇编影印的方式整理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除2004年以来陆续出版的《旧墨记》系列外，正在运作《周叔弢藏札》《苏渊雷往来书札》《中国家书集成》等项目，类似选题颇多。中华书局《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亦属此类，出版后效果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名人书札》的出版，对提升田家英所藏书札的影响力和价值而言，效果也颇为明显。如何通过出版，使信札价值最大化，是接下来藏家、拍卖公司、出版社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有效合作的重要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