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
俸正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结婚照》、《皮肤的叙事》，从这两件作品中，我看到了现象学的个人叙事，作品带有很强的个人情绪，区别于当时从政治波普到艳俗艺术过渡时期的一些作品，在那个时期，是我看到的是唯一带有个人情绪的作品。之前，从政治波普到艳俗艺术的过渡是没有“情绪”的，大多是在一种方法或者是一种策略上进行钻研，但是俸正杰《皮肤的叙事》是个例外。近二十年了，回过头来，我依然还记得打动我的那一刹那间的感觉。
艳俗艺术为什么后来没有像玩世现实主义或者政治波普一样，影响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一个重要的潮流？为何尽管艳俗很重要，但是没有玩世现实主义那样一个对等的位置？这可能存在两个因素：第一个是艳俗本身这个概念太中性化，它是没有态度的。艳俗不像玩世，玩世是一种态度，它输出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人生价值；二是艳俗这个概念没有任何态度，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这就导致了艳俗艺术具备不了更大的张力，它在艺术史当中只是一种风格。所以很多当时探索这种风格的艺术家都放弃掉了，或者转向了，从事另外的一种创作，完全摆脱了艳俗这个风格，现在我看到艳俗艺术家里边唯一还在往前突进的只有俸正杰了。
通过这个角度能够看出，俸正杰跟大多数当时从事这风格的艺术家不一样，他们更多是从方法与策略这个角度来进行探索，而俸正杰是在艳俗这个名词的覆盖下，一直保持着个人化线索，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能把艳俗这个概念延伸并与自我的一种生存经验结合起来，有一种个人化的痕迹，这一点可能是一个艺术之所以他能在艺术史当中留下来的一个原因。
60年代后期甚至包括70年代初期有一批人很有热情，但太残酷的一点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语境没有了，不像85那一代人，他们是刚好身逢其时，抓到了他们的时代，但是我们实际上那个时代不属于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别扭，其实九十年代我们能够看到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很多作品的别扭感，这一点尤其以四川美院为代表，如忻海洲等，他们的作品里边充满了一种别扭的感觉，这种别扭其实就是说已经没有施展的空间了，包括我们去接受这种流行文化、艳俗文化也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并不是像80后或者90后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他们是敞开胸怀接受很自然的气息。这一点可能就是夹缝当中一代人的命运，这一点在俸正杰的作品里也体现得非常充分。他的整个脉络里边，仍能体味到一种别扭的感觉，他并不是去拥抱这种流行或者艳俗文化，而是通过这样一种艳俗的视觉资源来刺激他的艺术创作，所以他艺术中有关于死亡、关于变形，很多类似如此的东西，看起来实际上很别扭，并没有艳俗，这种越是光鲜越是别扭。正如鲁迅说的一句话：“要把这个面纱揭开来，让你去看内在的腐烂或者是更残酷的现实。”只不过是俸正杰用另外一种方式揭示我们今天所在的残酷现实，通过一种逼近更表面的可能性，从批判性的角度、从底下的那个角度去挖我们的现实。
我们对流行文化的利用始终不是拥抱式的，而是抵触心理，或许是由于中国文化里有很深的精英意识。当然“艳俗艺术”没有价值判断，是好是坏不能确定，但追究下去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艺术家意识当中有很深精英意识。中国艺术家始终是在一种精英的层面扫射我们的社会，这可能也是中国艺术比较特殊化的一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俸正杰的艺术依然是一个借用了艳俗的图像来探索艺术本体的一种视觉张力，包括以此来探索自己的精神生活如何往前，如何拓展。
注：整理自“艳殇——俸正杰作品展”研讨会现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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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