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访张锐的“小古根海姆博物馆”之前，我对这座家庭式美术馆早有耳闻。然而当我迈进玄关的刹那，这座家庭式美术馆的规模依然震惊了我。这里的藏品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年代上几乎是应有尽有，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课堂。从大厅一侧摆放着隋建国的老作品《衣纹研究》，到三层的墙上悬挂着缪晓春的3D艺术巨作，藏品之多让人目不暇接，藏品之重让人过目不忘，甚至有时候藏品与家具也让人傻傻分不清楚。然而在这样的每天都会有人参观的“美术馆”里，却不存在记忆中“禁止触摸”之类的警示语，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而随意，而这件美术馆的主人——张锐更是悠闲地坐在一件非常“实用”的艺术品上等待我们的到来……
性格决定消费
张锐
媒体：我们做专访的时候，会从背景开始谈起，你在做收藏之前是从事什么的？
张锐：我主要从事的工作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工作的初期是在学校共青团工作当老师，这是五年的历史。随后从事通讯行业差不多前后20年，这期间又有五年代理法国的高级时装。再通过涉足时尚领域，开始接触艺术，就是这么一个脉络。我做时尚的时候，代理法国的高级时装，这个品牌的所有者本身是一个收藏家，所以我觉得这层关系对我的影响比较多，而最大的影响是我对于我们两个家庭的比较。
这个比较的产生在2000年，那时候在国内大家更关注的是房子和车这类硬体。然而当我看到法国合伙人的家居环境的时候给我很大触动。虽然他们的家也是在最好最贵的区域，但是他们似乎对这个并不在意，他们最在意的是家里的“软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基本上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基础问题。但这也导致了前三十年我们的追求几乎都在“硬件”层面，大家都不太关注“灵魂”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房间的“灵魂”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品质”。
媒体：之前你去宋庄敲门收画，又跟黄燎原合作，可以说是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经历，你觉得从中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张锐：我分析过自己的个性是属于比较摇滚青年的，内在有一种反叛意识。要不然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去流浪，这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颗狂野的心，我非常希望自己过不一般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追求过刺激的生活，艺术确实给人带来了这样的喜悦和冲动。我相信我的内心深处埋着一颗适应未来艺术消费的定时炸弹，只不过以前没有启动这颗炸弹的软件而已。
之后碰到黄燎原是因为我们是校友，在实验中学时我是他的大师兄，他比我低四届。那时候，应该说我是他是比较崇拜的对象，可能因为我去流浪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他。黄燎原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所以我们气味比较相投。在此之后黄燎原成为启动我艺术消费这个“软件”的人，启动之后便一发不可收。除了黄燎原把我引导这条道路上以外，还包括他身边的艺术家朋友，所以我觉得不光要上道，而且在这条大道上你要判断哪些是适合自己的路。对我而言，万幸的就是我在第一时间选择的对象恰恰是这条道路上最懂行的引路人。
消费让艺术更单纯
媒体：你似乎对于那些天价藏品并不感冒，而是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一些新兴的艺术作品，这其间有什么原由吗？
首先我不认为我是个有钱的人，因为收藏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个人的经济基础分不开的。其次我更愿意用我的消费去激发当下更多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这恐怕是我与一些大藏家的真正区别。因为我这个人既不去易“古”也不去养“古”，但我对“古”很尊重，仅此而已。而且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激发整个国家民族的创造精神上，这一点其实更重要。现在的我只能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所做的事情能够对我们今天整个文化艺术的创作发展起到一点点的促进作用，那样我就觉得我花的钱值了！
媒体：你的收藏种类繁多，而且收藏经验也很丰富，你现在有没有总结一套自己的收藏线索？
张锐：首先，我并非收藏家，所以不像收藏家那么理性、系统。我把艺术品当成消费品，艺术品好比是服装，无论正装、便装、异装，各有各的风格和差异，人们在选择风格各异的装束时只有二个基本考虑，其一是价格是否合适；其二是否适合自己，消费后是否收获自信及赞美。由于我在消费艺术品时没有投资性的考虑，所以减少了许多纠结。消费是愉悦的，而投资则是有风险的，以投资为导向的购藏，有时会偏离自身的好恶及态度。我不会为投资或投机而消费，因为投资的选项很多，而唯有艺术消费是与精神层面相联系的，不必再把它变的那么物质。
艺术版权的杠杆效应
媒体：你一直提倡艺术生活化、艺术大众化，现在这样的推广计划进展的如何？
张锐：我们的计划已经进行了近两年，现在是出结果的时候了。在我看来，以前我们之所以在文化艺术领域考虑的问题有失偏颇，最主要问题是搞艺术的人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又缺文化情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打通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任督二脉，让它们融为一体？一直以来，我始终认为我们没有把视觉艺术——具体说是架上绘画，它的创作和交易体系进化到现代文明的阶段，它的体系还停留在原始状态，比方说交易模式依旧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的交易模式。任何一个艺术家的一幅画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亲身孩子”，他要把“孩子”卖出去才能换回来他的生活生产资料，那么交换出去之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只不过就剩下了自己的生活生产资料而已。那些被交换出去的作品，在我看来几乎与进入坟墓没什么两样，你们今天可以到我们家看到这么多的原作，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坟墓，因为对公众来讲这些作品已经失去了流通性和传播性。这就像一首好歌，只有你们家会唱，全社会都听不到，那它的流传性、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都会大大贬值。现代的音乐、电影的发展传播都是依靠技术革命带来了，换句话说它们是农业文明时期的艺术形式被带进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时代里的结果。所以现在的音乐有音乐工厂，电影有电影制片厂，其实这些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说到底就是复制和传播，以及大家的分享。
媒体：你准备把架上绘画的艺术品进行复制传播吗？但这与以往的版画或者是高仿真有什么区别呢？
张锐：如果科学技术和现阶段的文化内容不能匹配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是空想。如果没有照相机的问世，那么绘画是不能产生一场革命的。因为绘画的既有利益集团没有被打破，可能画家还会在古堡里给富人画肖像。但是当新技术的出世，他们被扛着照相机的人挤出了古堡，因为照相机的咔嚓一下就变成当时有钱人的新玩意。而现如今，摄影产业中的洗印技术的本质就是复制，我们今天买摄影作品的时候一般不问哪个是原件，哪个是拷贝件，因为都是原件，只不过有版号之分。这跟过去买CD、DVD没什么两样，你当然不会去问母带是哪个？因为你看了、你听了、享用了、分享了就够了。然而当绘画作品没有相应的复制技术，所以一幅作品就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品，最后就沦为大家追求占有独一无二事物的欲望代表，成为表明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实际上他们享有的就是独占带来的那份愉悦，并不是分享带来的快乐。
我们的艺术复制系统建立在以科学发展为前提之上，因为印刷、扫描这些技术都是工艺化量产和体系之上的行为。这好比出版社凭什么在出版某本书时定价32块钱？因为其中一定有自己的报价体系，包括纸张、油墨、工时等等，这些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价值体系形成，使其变成一个合理的价格。而我们也参考了国际上的出版发行规则——发行价的百分之八到十二就是著作权人的版权。同时，我们把出厂价直接设定成发行价，省去了中间所有环节，在这一点上我们只不过做了艺术“小米”的形式。设想一个艺术家的一件作品被我们版权化了，以一万个版权计算，按照一千块钱的工业出品的价格的百分之十来定版权收益，那么正好一个艺术家一件作品的版权收益就是一百万元。
而且在这套科学的体系里我们还规划了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叫版权重筹，假设版权众筹以工业制造成本的百分之十进行众筹，一件作品版权的复制成本500块元，那么一万件版权只需要50万元的众筹资金。第二大功能是版权可以进行多次交易的。第三个板块就是交割，交割就是类似于期货市场的概念。再加之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院等机构的艺术品存量，这可能是一个几万亿的市场规模。封闭在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就是一座金矿，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如果我们现在去做这样的事情，用工业化的复制让中国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同时还可以让大家分享到艺术增值所带来的福利。
艺术销售的5S时代
媒体：你筹备的艺术5S店与过去的画廊或者是艺术商店有什么不同？它的前景在哪里？
张锐：艺术5S店已经不在是传统画廊的经营模式，因为传统画廊的经营模式就是一个买卖关系。艺术5S店第一个‘S’是展示秀（show）。它可以展示所有的艺术复制品，有平面复制，还有立体的复制，它就是以销售艺术复制品作为自己宗旨的专卖店。第二个“S”我们叫学习培训。在艺术5S店里，有两个标配，一个是照片打印机，一个是3D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启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概念。当你进入到艺术5S店的时候，我们希望客户经过交流、培训，把大家的作品变成真正的艺术产品，制作出来就可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或者馈赠亲友，这就启动了下一轮消费。
第三个就是销售功能，第四是我们称之为“服务”。我们更多希望是希望艺术5S店能够变成艺术大众化的服务中心，比如对接艺术院校，可以产生大学生的社会化的公益劳动，幼儿园小学生组织进行艺术辅导，还可以提供配框、咨询等等的服务功能。
最后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分享，大家可以在这进行交流。在艺术5S店可以分享艺术，包括各种摄影的协会的组织活动、作品的展览，尽可能把传统的商业功能进一步延展出去。
艺术5S店还会是连锁经营的形式，原有的组织规模是有限的，画廊之类的艺术组织大多是单体店，而且艺术5S店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社区，我们可以推出艺术4S店、3S店，还有艺术加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