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尼埃尔·麦克唐纳《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
1739年到1741年，爱尔兰的马铃薯突然因某种原因短缺，形成饥荒，大约有240万爱尔兰人死亡。距这次灾难100年后，大约在1840年，爱尔兰人口为八百多万，主要靠马铃薯来维持生活。被马铃薯安全养活了近一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真菌霜霉再次在东部出现，先是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关于这次自然灾害，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于1847年绘制了题为《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的油画，从目前收藏在都伯林大学的这幅画作可看到如下场景：夕阳正浓，一位裤腿挽起的中年农民坐在一堆马铃薯旁，眼睛死死盯着画面左前方，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里面怎么会腐烂呢？
就在当时植物学家们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时，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损失了一半产量。据《爱尔兰大饥荒》统计，除去移民，在饥荒中死去的人数达110万。
在当时，科学还无法马上探明马铃薯病害的原因。但在饥荒来临之时，画家们却像记者一样冲在最前面。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如下：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到100名之间。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的记载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封面报道，跨度达55年。
“人潮不断涌向西部，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3／5是爱尔兰人，在饥荒和霍乱在岛上肆虐的那些可怕日子里，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爱尔兰人口不断减少。”1850年7月的《伦敦新闻画报》如此描述。
“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于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他的速写展示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里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用绘画的形式关注饥荒，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群体，以自己的才华，以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救济并进行批判的角落：那么多人都在挨饿，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
据调查公布的数字，从1849年到1854年，约有5万个家庭，约25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被驱逐的人走向哪里——走向不知名的地方，走向孤独，饿着肚子寻找能过夜的岩石或者沟渠。”阿森纳斯·尼克尔森在1850年出版的《爱尔兰的光与影》中描述。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在9年内绘制了两幅地主驱逐农民的画作。创作于1853年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背景1／3被乌云遮住，阳光被压在左上中部乌云缝里，一束从画布之外某个不确定地方照进来的光线，投射在刚离开已拆毁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上。
年迈的父亲拄着一根树枝垂头丧气，老人煞白的秃头顶，哀怨的表情，是画中光线表达最为丰富的部位，透露出刚刚经历浩劫的野蛮和残酷。老人左边站着一个4岁左右的金发孙女，无辜懵懂地望着祖父。儿子无言地站在老人右边，一声不吭盯着画面左侧的萧瑟田野。儿媳妇抱着一个婴儿坐在儿子脚下，媳妇身后背朝画面跪着的显然是大孙女。画面的最右边暗影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女人爬在门前的菜地上，仰着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孔——她明显是老人的妻子。
过了9年，可能觉得这幅画没能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饥荒加速着爱尔兰社会的急剧变化，很多领域面临失衡，尤以土地问题较为严重。农场主们扩大了自己的领地，而土地小租赁者随时可能丢失饭碗。面对此种情形，艾尔斯金·尼克尔画了《酒吧里的两个爱尔兰人》、《请求》、《多尼布鲁克的节日》，表达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从1851年画出《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年、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艾尔斯金·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及其直面现实的艺术表达，随着他不朽的绘画作品，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在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寻找并批判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也实现了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表达自己对所处时代不平的愤懑，1849年、1850年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4部，他认为艺术应该“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灾难，行动最快的是版画和漫画家们，而媒体的配合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泰晤士画报》1845年11月22日刊登了版画《部长的梦》；在饥荒再度复发的1848年9月，《泰晤士报》刊登了漫画《播种计划》。前者讽刺英国首相皮尔面对爱尔兰农民骚乱、《谷物法》存废争论与马铃薯病毒危机纠缠在一起的噩梦；后者讽刺新首相鲁塞尔曾提出的通过移民修港口工程、修铁路等政策实现对加拿大的殖民计划。“在爱尔兰人快要饿死时，鲁塞尔和皮尔还在播种他们的计划。”对此，画家们真是一针见血。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移民等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等社会面相，几乎涉及饥荒的各个层面。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激发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之作。
阅读这样的画作，我感觉这些艺术家，其影响力抵得上敏锐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作品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人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改革，终于在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的独立国家。此时，距离大饥荒只过去七十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