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1962年生，南京当代艺术家，中国首个精神病人艺术中心的创始人。曾策划发起“晒太阳”、“病-我们当代的艺术”等当代艺术展以及“药”等个展。2006年进入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召集病人作画三个月，出版有《疯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2010年11月，创办中国第一个精神病人艺术研究机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
难得遇到像郭海平这样读书多的艺术家。大多数艺术家的家里，除了画册，文字书寥寥可数。
在郭海平的书房里，我们看到了整齐的一排福柯、尼采、叔本华和弗洛伊德，也看到了朱光潜和李泽厚。靠墙的一面书架已经满了。
“我赞同真正的艺术家是不需要看书的。”郭海平的话有点令人意外。他说，艺术家不是靠知识，而是靠本性和直觉进行创作，“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
然而，郭海平话音一转，“在今天的环境，不看书很难抵御现代文明的侵袭。”在郭海平看来，都市环境让艺术家远离了自然，太多现实的干扰也让艺术家脱离本性，“除了精神病人还能依靠本性生存，一般的艺术家已经很难做到。
所以，书本对于郭海平来说，就是清理自我、抵御干扰的一个工具。“读书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自己人性的完整，自我不受侵害。”
由这样的理念出发，郭海平的书架上，从哲学、历史、人类学到文化史，几乎都是思想类的书，看不到一本小说。“我一直追求遮蔽越少越好，追求真相和本质，文学感觉添油加醋的东西太多。”郭海平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直接用手指画画，连笔都不要。
郭海平的画经历了一个从具象到抽象变化的过程，他认为跟阅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读书和思考，他不再相信表面看到的东西，而试图去抓住本质，这让他的画越来越抽象。
文字是一种权力
郭海平对读书的重视，是从20多年前他发起的南京“晒太阳”当代艺术活动开始的。在那之前，文艺青年郭海平忽视书本。1986年他和南京一帮年轻艺术家一腔热血搞起“晒太阳”的艺术活动。活动很热闹，但最后却发现他们想传达的精神和观念，全部被媒体误读了。
“我们20多岁的一帮艺术青年，没人会写。别人写出来的都不是我们的本意。从那时起我就深刻感受到，文字是一种权力。一个想传播自己精神理念的人，缺少文字这个媒介，难度非常大。”
“晒太阳”之后，一贯不喜欢读书的郭海平去上了夜大，学中文专业，读书“补课”。到今天，他策划的很多艺术展都是自己写序言。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文艺思潮冲击，郭海平读了很多好书。他收藏有尼采《悲剧的诞生》，1986年第二次印刷本，两块八毛五一本，印数10万册。1986年作家出版社的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定价三块六，还是内部发行书。
上世纪80年代初，叛逆青年郭海平被邓丽君的歌声迷得神魂颠倒，和朋友一起决定南下广州偷渡香港。火车到达广州不能再往南，他们步行从广州向边境走，兜里只剩下几块钱，每天要忍饥挨饿。就在这样的路途中，郭海平还花了一两块钱买了一本《高尔基传》，“那是救命钱啊！”郭海平回忆起当时买书的行为，犹如一个神圣的仪式。他将书郑重地放在挎包里，继续上路立刻感到似乎吸取了力量———那个年代对知识的崇敬和渴望是如此强烈。偷渡当然没有成功，更荒诞的是这本书最后也没有读，买书的那一举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意义。
现在郭海平买书大都通过网络。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看到提到某本书，他就去买一本。比如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书对他触动很大。其中一句话“中国人的生命从来没有盛开过”，郭海平说“读了这句话，气都喘不过来”。
中国没有知识分子
近些年，因为关注精神病人与艺术这一领域，郭海平开始比较多接触医学书，特别是精神医学方面的书。他的书架上有《剑桥医学史》，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也有《再造病人》《当中医遇上西医》。
“中国学术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几乎没有交流。”郭海平认为，人文学者很有必要去接触医学，因为医学对人生命的干预非常直接而强烈。弗洛伊德、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都与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艺术家当中也有达明·赫斯特这样医科出身的精英。
郭海平有1983年版的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定价8毛钱。这是他最早读到的从心理角度研究艺术的书，对他后来的道路有很大影响。书上到处画着红线，写着批注。
他喜欢读《黄帝内经》，认为那不仅是一本医书，而是“百科全书”，书中对自然的崇敬和尊重给今天很多启示。直接刺激他进入精神病研究领域的则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福柯的生死爱欲》(詹姆斯·米勒)对郭海平启发很大，书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包括福柯、德勒兹、巴塔耶这些精英，他们的知识完全来自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国知识分子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知识完全从书本到书本。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读书人，把书本当做药罐子。他们根本不敢体验生命，经受不了现实生活的惊吓。”郭海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说即使他们的肖像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也是显得如此没有男人的气息。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