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赫普沃斯作品《河流的形态》（1973）展览现场。摄影：Mark Blower，图片致谢摄影师/弗里兹艺博会
如果说女教授 Christine Blasey Ford 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 Brett Kavanaugh 的性侵指控分散了九月下旬芝加哥 EXPO Chicago 艺博会上观众的注意力，政治热题对2018年第十六届伦敦弗里兹艺博会则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弗里兹艺博会展期恰逢英国保守党年会，然而，英国脱欧，以及法兰克福、都柏林、巴黎等地银行业的失业潮却丝毫没有削减艺博会展场帐篷里的交易盛况。
据艺术品经销商罗贝克（Thaddaeus Ropac）观察，英国脱欧反而能稍稍刺激艺术市场，对他这般在欧洲各地经营有多个空间的画商大有裨益。据他说，他有不少客户正在搬离伦敦，但迁移对艺术消费完全没有负面影响。“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巴黎购置了新宅，也正要为新家添置艺术品。”罗贝克打趣道。
回归严肃，罗贝克说，他希望脱欧能为英国创造机遇，使针对艺术市场的管控能更为宽松，向美国靠拢——免征艺术品进口关税以及艺术家转售作品版税。2018年9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就英国脱欧事宜与多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期间还到访了罗贝克位于该城的画廊空间，画廊主向特雷莎·梅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英国首相竟然知悉英国艺术市场在整个欧洲的支配性地位，罗贝克对此表示大为“震惊”。根据经济学家克莱尔·麦克安德鲁（Clare McAndrew）归纳的数据，目前，英国占据了欧洲艺术市场60%的交易额。
“伦敦很有机会加固自己的这一地位，首相对此有所关注，我感到十分荣幸。”罗贝克说道。相反，如果英国收拢与欧洲的贸易边界，对他的生意将造成极大挑战，目前罗贝克在巴黎设有两个空间。“如果英国决定收拢贸易边界，就意味着，要是我们想在伦敦展出某幅作品，就得预存增值税。”他解释道。这种情况会对生意造成严重冲击。
安东尼·葛姆雷，《FRONT》，2016。© 安东尼·葛姆雷。摄影：Stephen White，2018。图片致谢 Thaddaeus Ropac 画廊（伦敦，巴黎，萨尔茨堡）
在伦敦弗里兹艺博会上，罗贝克既卖出了年份较为久远的画廊珍藏，也卖出了名家的近年新作。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隆戈（Robert Longo）2018年的作品《无题（永恒；绣球花，贝多芬的情书 #9）》（Untitled【Forever; Hydrangea, Beethoven’s Love Letter #9】）以80万美元成交；艺术家汤姆·萨赫斯（Tom Sachs）在展厅开了一间“瑞士护照办公室”，题为《行李（日默瓦）》（Luggage 【Rimowa】，2016）的雕塑作品由硬纸箱、环氧树脂胶和玻璃纤维胶带打造，以16万美元售出；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重达675公斤的铸铁雕塑《FRONT》（2016）售价35万英镑；格奥尔格·巴泽利茨（Georg Baselitz）的油画《黑马》（Schwarzes Pferd，1986）售价80万英镑。
罗贝克指出，不少藏家买入艺术品是出于装饰目的，这点在弗里兹艺博会尤为突出。伦敦弗里兹艺博会以及弗里兹大师展（Frieze Masters）两个展会上的作品归宿几乎全都是银行家们的新家，注定要用以点缀大宅刚刚完成粉刷的白墙。弗里兹艺博会汇集着大量的绘画，也不乏雕塑和墙上饰品，以及可以直接用于家居装饰的作品（作品类型分布让比利时藏家 Alain Servasis 十分懊恼，他抱怨展会上的新媒体以及实验性作品少之又少）。展会上，一个女人在“聚焦”（Focus）单元闲逛（这一单元主要集中着年轻画廊，展品偏向前卫），她指向一件大尺幅的蓝色绘画，感叹这幅作品和自己的卫生间一定很搭；她的同伴作出了一些有关风水的评论。
（左）汤姆·萨赫斯，《行李（日默瓦）》，2016。© 汤姆·萨赫斯。图片致谢 Thaddaeus Ropac 画廊（伦敦，巴黎，萨尔茨堡）（右）瓦尔特·费弗，《无题 1974》，2015。图片致谢 Galerie Sultana
Kate MacGarry 的展位位于主画廊单元，画廊卖出了五件拉娜·贝根（Rana Begum）的作品，绝大多数于展会首日成交，买家大多是国际新晋藏家。售出的作品包括四万英镑的《No. 794》（2018）和2.8万英镑的《No. 800 L Fold》（2018）。一组题为《No. 842》的白色大理石雕塑也成功售出，画廊并未透露成交价格。
在 MacGarry 看来，往年的弗里兹艺博会类似一个交易场所，但如今走到第十六个年头的艺博会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完善的生态圈。“曾意图吸引伦敦的普通观众的弗里兹艺博会如今已经在普通观众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并正在回归成为一个艺术交易会。弗里兹艺博会刚刚稳定下来回归商业——不再强调曝光率。” MacGarry 评价道。
人们不应过多地责怪画廊只想在艺博会上赚钱，却没有好好规划自己的展位。毕竟，参展成本很高，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艺术市场 | 2018》报告：2017年，参加艺博会的成本相较往年增加了15%；展会也成了画廊生意中愈加重要的部分，2017年，各类艺博会为画廊贡献了高达46%的生意额，较此前上升了5%。巴黎画廊 Galerie Sultana 的画廊主 Guillaume Sultana 说，既然来了弗里兹，脑子里总归得考虑生意的。
“弗里兹艺博会是一个展会，跟其他展会一样，它终归是商业化的。” Sultana 评价道（2018年10月18至21日，在巴黎 FIAC 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期间，Sultana 将于同期举办自己的卫星展“Paris Internationale”）。在今年的伦敦弗里兹艺博会，他带来了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先锋酷儿摄影师瓦尔特·费弗（Walter Pfeiffer），他在1970年代创作的男性裸体影像曾一度震惊了苏黎世的艺术圈，同时也启发了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smans）与于尔根·特勒（Juergen Teller）等志同道合者。
（左）贾斯汀·菲兹派翠克，《蓝色雏菊：惠特曼》，2018。图片致谢 Galerie Sultana（右）阿赫梅德·穆尔西，《爱的马》（The Loving Horse），1996。图片致谢 Gypsum Gallery
费弗的《无题 1974》（Untitled 1974，2015，限量五版中的第四版）以9000英镑成交。贾斯汀·菲兹派翠克（Justin Fitzpatrick）的《蓝色雏菊：惠特曼》（Blue Daisy: Whitman，2018）的成交价介于7000至8000英镑之间。Sultana 说，有了这几笔交易，画廊已经可以盈利——毕竟“聚焦”（Focus）单元的展位不出7000英镑便能拿下，而且他还从法国造艺中心（CNAP）处获取了政府拨款，覆盖了部分费用。
即便弗里兹艺博会已经逐渐发展成一台“大型机器”，Sultana 对艺博会近年在规划和表现上的稳定发挥赞赏有加。Sultana 说，弗里兹艺博会的规划，配合以自己精心挑选的参展艺术家及作品，吸引了不少富有冒险精神的藏家。Sultana 带来的艺术家近期多在英国主要艺术机构中有过曝光：包括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和格拉斯哥国际艺术节上现身的杰西·达尔林（Jesse Darling），在 Chisenhale 举办过个展、在泰特美术馆进行过表演的保罗·马赫可（Paul Maheke）；在巴比肯艺术中心参加过群展的费弗；在诺丁汉当代艺术中心开展的皮亚·卡米尔（Pia Camil）。
“在我看来，来弗里兹艺博会的藏家和机构都别具长远眼光，这个单元中的人群尤甚，他们想看到新的、正在萌芽的东西，” Sultana 说道。
Gypsum Gallery 于2018年伦敦弗里兹艺博会展览现场。图片致谢 Gypsum Gallery
来自开罗的 Gypsum Gallery 挣脱出了弗里兹艺博会上的装饰艺术氛围，呈现着富含政治意味的作品——其中有一组由深灰色砖块与干燥植物组成的装置，由在纽约工作、创作的艺术双人组 Basel Abbas 与 Ruanne Abou-Rahme 创作，装置中材料皆来自如今已遭摧毁的多个巴勒斯坦村庄。截至10月5日，画廊创始人 Aleya Hamza 透露这组标价1.6万美元的作品尚未售出；但她卖掉了两件埃及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阿赫梅德·穆尔西（Ahmen Morsi）的作品，都是诞生于1996年的蚀刻版画：一件黑白作品是限量两版中的一件，售价5500美元；另外一件乌黑的独版作品售价6000美元。Hamza 说，在这些销售以外，弗里兹艺博会能为画廊带来一些并不能收获即刻回报的长远利益，足以值回参展成本。
“在过去三年，参加弗里兹艺博会大大提高了画廊的知名度，这是我选择再次前来的原因。即便我们未必能当场实现交易，从长期甚至中期看来，艺博会为画廊创造了阵阵余波。” Hamza 介绍道，同时，她提到，画廊的收益主要来自博物馆及公共机构，而非个人藏家。
“我们非常乐于接触到更广泛的藏家，” Hamza 补充道，同时，她强调自己并未刻意将私人藏家和公共机构做出区分。“有时，私人藏家能够成为变革者，他们也许能坐上某些委员席，给艺术家提供有力支持，推进他们的事业。”
塔提亚娜·图薇作品《萨满》展览现场，2018。摄影：Linda Nylind，图片致谢摄影师/弗里兹艺博会
还有几家画廊的展位上展出了更为大胆、容易吸引机构收藏的作品，比如，在展会的一个入口处附近，Kamel Mennour 画廊展出的塔提亚娜·图薇（Tatiana Trouvé）作品吸引了大量访客的驻足。这件名为《萨满》（The Shaman，2018）的大型铜制雕塑形如一只连根拔起的树干，从错综的树根处轻轻地溢着水。画廊的主管 Claudia Milic 透露，这件作品以65万欧元的要价售出。
Milic 说，艺术家原本打算在两个双年展上展出这件装置，但由于技术和预算原因，最终没能实现。Milic 表示，她很高兴这件作品最终在弗里兹艺博会找到了归宿，在艺博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鼎力协助下，这座重达30吨的雕塑得以在艺博会上展示。因此，作品在这里售出，也算令人欣慰。
“这样一场艺博会吸引来的访客数量如此之多，”她说。“不仅有专业的藏家，公众也有机会欣赏到这件作品。”
“有时你不得不疯狂一把，”谈及把图薇的作品带来艺博会，Milic 继续道。“的确，这里是商业的地盘...但有时作品说了算。艺术本身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
（左）海伦·查德维克，《Loop my loop》，1991。Richard Saltoun 画廊（右）海伦·查德维克，《环绕乐趣 No.8》,1992-93。Richard Saltoun 画廊
图薇是弗里兹大师展和弗里兹艺博会上展出的众多女性艺术家之一，后者呈现了一个特别策划的单元，名为“社会工作”（Social Work），展出那些在1980和90年代挑战社会陈规、并常常被艺术市场所忽视的女性艺术家作品。在“社会工作”单元中，由 Richard Saltoun 画廊展位展出的艺术家海伦·查德维克（Helen Chadwick）“环绕乐趣”（Wreath to Pleasure）系列的一件作品以36000英镑售出，“在厨房里”（In the Kitchen，1997）系列中的四版作品分别以15000英镑的标价售出。据 Saltoun 说，还有一张拍摄了与香肠状的管子缠绕在一起的金发的照片，名为《Loop my Loop》（1991），被保留给了一家重要的欧洲美术馆。
纽约 ACA Galleries 和 Weiss Berlin 的共用展位上，售出了艺术家费斯·林戈尔德（Faith Ringgold）一件著名的“故事棉被”（Storyquilt）系列作品——《Marlon Riggs：Tongues Untied》（1994），作品售出给了一位亚洲藏家，价格在30-40万美金区间。据柏林经销商 Kirsten Weiss 说，还有另一件棉被作品售出，但无法提供具体细节。她透露道，林格尔德的作品在私人交易中曾售出60万美元的高价。
弗里兹大师展专门展出创作于2000年以前的艺术作品，规模比弗里兹艺博会稍小一些。在大师展上，另一件以园艺为主题的高投入的作品也收获了回报。在伦敦和纽约均设有空间的 Dickinson 画廊用大量的真假植物重构了英国雕塑家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位于泰特圣艾弗斯美术馆（Tate St. Ives）的花园。主打的作品《河流的形态》（River Form，1965年构思，1973年浇筑）在艺博会开幕首日就成功售出了“高达几百万英镑”的价格，画廊不予透露买家信息。这件作品成为了本届艺博会上的大买卖，尽管如此，Ward 指出，这个价格相比于另一位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作品售价来说已经算是个好价了。
珍妮·萨维尔，《支撑》，1992。图片致谢苏富比
另外，在伦敦弗里兹艺博会的一周内，还有女性艺术家作品在二级市场上赢得令人瞩目的突破。往常来说，女艺术家作品的价格远不及男性艺术家。画家珍妮·萨维尔的大幅油画《支撑》（1992）在苏富比以950万英镑成交，萨维尔一举升为最贵的在世女艺术家。
除了萨维尔的作品以及 Banksy 设计在售出后即刻绞碎的《拿着气球的女孩》，伦敦的二级市场度过了相对平稳的一周。就在弗里兹开幕前发布的一项在艺术市场专业人士之间展开的调研显示，2018上半年，尽管当代艺术拍卖额同比增长了27%，艺术市场的信心度总体下降了24%。这份报告由伦敦的艺术市场情报公司 ArtTactic 发布，总体上仍然呈乐观态势。然而，根据大约100个回复调研的人的反馈，可以看出“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在市场情绪之上笼罩了一层隐约的威胁。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隐患已经盘桓在艺术市场上很久了。
“尽管人们对这些因素早有所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参与调研的人愈发担心脱欧将会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尚不完全清楚，”谈及脱欧最后期限将近，ArtTactic 的创始人 Anders Petterson 如是说。“另一方面，近几周，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也开始显示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对经济的信心下降随之而来的冲击，通常会在6-12个月之后反映在艺术市场上。但并非每个人都持有同样的悲观态度。正如在政坛一样，“艺术市场专家的意见也常常难以统一，”Petterson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