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从兵马俑到蒙克（Edvard Munch）的《呐喊》（The Scream），文化史上最杰出的画作和雕像，有什么共同点呢？共同点就是，每一个艺术作品中，都有许多被大大低估、乃至被无视的表达深层含义的细节。我的新书《全新的欣赏角度：57件作品体现的艺术史》（A New Way of Seeing: The History of Art in 57 Works）就是以此为前提的。书中我进行了一项研究，希望读者能够重新审视这些早已熟悉但又不知其深意的著名艺术作品。
从图拉真圆柱（Trajan's Column）到美国的哥特式建筑，从埃尔金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到马蒂斯（Matisse）的《舞蹈》（The Dance），我试图在保存最好的人类艺术史画卷中找寻一个切入点——是什么成就了艺术的伟大？为什么有的作品能够在多个世纪之后还能引发人类共鸣，而对于大多数艺术创作，人们却是看过就忘记了。在梳理这些伟大的创作之时，我惊喜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巨作，都有奇异之处。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些点，就会对作品产生新的、令人兴奋的解读，有时候会永久改变我们的看法。
例如蒙娜丽莎不安的右手手指、卡萝（Frida Kahlo）最为闻名于世的自画像，主人公眼神里象征刚毅的塔罗符号等……随着名画中这些细节的展露，我不禁想起法国诗人、评论家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一句话。1859年，他写道：“美丽总是让人有疏离感、简单纯粹、不矫揉造作，还有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奇异感。”
下文中，我将会提到更多的大师级细节——这些奇秒的细节潜移默化地为名垂艺术史的作品增添了不少活力。
贝叶挂毯（约1077年后）
一千年前，有一群被后人遗忘的女性在70米长的布料上进行刺绣。贝叶挂毯上，她们一同绣下了引发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的导火索。这些女红们绣活出众，将故事和针线精巧地织在了一起。故事在高潮中收尾，刺穿国王哈罗德眼睛的箭矢更是让挂毯的叙事功能事半功倍。受伤的国王一把抓住箭头，后续的故事场景随着他的视线推进，此时他的形象被分割成了两部分，艺术家和观察者。我们的眼睛、哈罗德的眼睛、还有女工们的绣花针，被一针一针地结合在了一起。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维纳斯的诞生》（1482-5）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堪称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画中有一个金发女神，右肩上挂着一缕被风吹卷了的头发。这缕金发像是一个微型马达，整幅作品以之为轴不断旋转，让我们看画时陷入想象之中。这缕头发呈对数卷曲，绝不是偶然添加的装饰、或是笔触的意外。同样的曲线，还出现在猛禽的骤降和鹦鹉螺的壳面上，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为之着迷。17世纪时，瑞士数学家伯努利（Jacob Bernoulli）将之命名为奇迹螺旋（mirabilis）。在波提切利的作品毫无疑问颂扬了永恒的优雅，画中卷发上神秘的螺旋对着维纳斯的右耳轻声诉说，向她透露着真理和美丽的秘密。
波希（Hieronymus Bosch），《人间乐园》（1505-10）
波希的《人间乐园》无疑是一副充满肉体的恶作剧狂欢，视线正中有一个鸡蛋（稳稳立在骑士的头顶上）。这个细节没有人不知道的，不论是批评家还是普通爱画之人。但是，这个精妙的细节又是如何展现作品真正的含义的呢？如果我们先抛开左右两侧的联画不谈，剖开画作的表象，即波希描绘的那个精致的世界后——每一次看这幅画，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在画作中构想的世界就像一个不断被敲开而又不断合拢的蛋壳，有一个半透明的球体在两者之间徘徊。《人间乐园》开开合合，我们感受到的则是一个刚刚萌芽、不断变化的世界，仿佛被带回了创始之初，人类尚有童贞之时。
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约1665年）
试想一下，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一颗珍珠在画像中熠熠生辉，永远若即若离。再考虑一下。画中神秘的螺旋耳廓，还有周围圆鼓鼓的装饰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而已。维米尔手腕轻抖，轻盈的涂抹两笔白色，就顺利骗过了我们的大脑枕叶上的初级视觉皮层，让我们想象出了一颗呼之欲出的珍珠。无论再怎么仔细看，都找不着有什么东西连着少女耳朵上的珍珠。这个珍珠就是一个骗局。我们会认为耳环是毫无重量地悬浮着在白色逗号状的光晕上的。维米尔的珍珠是一个华丽的视觉幻象，反映了我们对世界存在的臆想。
特纳（JMW Turner），《雨、蒸汽和速度 - 西部大铁路》（1844年）
火车阴暗的轨道上，特纳偷偷画了一只疾跑的野兔，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个小男孩在画展开幕前一日参观皇家艺术学院，这幅画当时正要展出，而画家本人亲自把画中的秘密告诉了他。但是，关于特纳对于日新月异的科技的思索，这样一个微小的细节又有何助力呢？特纳为什么觉得有指出来的必要？自古以来，野兔就是重生和希望的象征。1844年这幅画首次展出时，人们看到这幅画，不禁联想起两年半前的平安夜，距离画作中的地点10英里处发生的一场悲剧——桥上的火车意外事故中，9名三等车厢乘客死亡，16人受伤。这位以画巨幅风景出名的画家通过作品上的小野兔细节，让画作中传达出一种对生命脆弱的凄美致敬和冥想。
修拉（Georges Seurat），《阿涅尔的浴场》（1884）
这幅大型绘画作品描绘了塞纳河畔，巴黎人打发午餐时间的场景。这是修拉第一幅展出的作品，于1884年完成。几年后，修拉又重新修改了这幅画作，彼时他已经开始精修自己的标志性技巧，即在绘画中采用不同的小点，人们在远看时，各个点就会融合在一起。修拉的点彩派绘画风格因色彩原理而更加成熟，这一原理部分归功于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Michel Eugène Chevreul）。谢弗勒尔阐释了不同色彩的搭配是如何让人们在脑海中产生一种更为持久的色调的。修拉的作品有着一种朦胧的距离感：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蜡烛工厂的一排烟囱，这也归功于谢弗勒尔在该产业的创新。这些烟囱像是画笔一般，把作品拉近现实。也是对谢弗勒尔的致敬，如果没有他，那么修拉的辉煌愿景是不可能实现的。
蒙克，《呐喊》（1893）
蒙克的《呐喊》展现了典型的焦虑，在创作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仍然活在大众的脑海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个嚎叫形象和蒙克1889年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的经历不可分割。会上展出了秘鲁的木乃伊，脸上有着骇人的表情。然而，比起过去，蒙克关注更多的是未来，尤其是与科技如影随形的焦虑。当时展出的还有一个巨型灯泡，它由20,000个小灯泡组成，放在底座上之后甚至高出展会亭很高。想必蒙克一定更为之震惊。为了彰显爱迪生的发明，这个水晶之神般的雕塑预示了一种全新的偶像崇拜情节，蒙克的脑海中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向这个作品致敬：《呐喊》的主人公的脸轮廓，下垂的球状的头盖骨恰好对应了爱迪生的这座电灯图腾，丝毫不差。
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亲吻》（1907）
当然，爱情和激情同纯白的实验室外套、显微镜载物片处于两个极端。但在克里姆特的《亲吻》中，情况不是这样。克里姆特绘制这幅画的那年，维也纳充斥着血小板、血液细胞之类的行话，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地区尤其如是。数年前，克里姆特曾受维也纳大学之邀，以医学为主题进行绘画创作。兰德斯泰纳（Karl Landsteiner）首次发现了血型差异，是维也纳大学领先的免疫学家，正是他的努力使得输血成为了可能。仔细观察克里姆特画作中、女人连衣裙上的奇怪图案时，人们会发现那些图案究竟是什么：是装有细胞的培养皿。看着此画作，就仿佛是克里姆特向我们显示了画中人的灵魂。《亲吻》就像是生物切片一般，是克里姆特表达永恒之爱的杰作。
《全新的欣赏角度：57件作品体现的艺术史》现已问世，由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Thames & Hudson）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