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者：郭海平
少年时代的郭海平有过一些疼痛，那一部分来自他天生的叛逆，还有一部分来自于高大聪明却在18岁时发疯了的哥哥，“哥哥吃了很多苦……”；后来，郭海平变成了艺术青年，有一些反叛在艺术里渐渐释放与和解，他也同时在这种释放中看到了很多艺术疯子，从那时起，他开始进入一种较为高级的精神活动：思考。为什么人会发疯？艺术与生活、与人，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什么抑制了人的天性？为什么被抑制的结果是癫狂？而为什么又有很多癫狂者拥有惊人的才华？正常与异常的界限在哪里？理性与非理性如何平衡？
这些看似“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困惑，是雾一样的人生序章，青年郭海平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以毕生经历，力拨迷雾，遗世独行。
他说，“我用一辈子做这件事，总够了吧！”
郭海平时年46，祝愿他因此而活得久些。
“他们的作品让我有魂不附体的感受”
问：这些精神病人的画作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答:其中有两点让我感到特别震惊。一是他们的绘画大都采用俯视的视角，这种视角是脱离现实的高空视角。以前我不是很相信灵魂，但是他们的画作的视角显示他们的灵魂其实生活在高空中，或是天堂中，其实就是一种灵魂和身体的分离，看他们的作品我经常会有魂不附体的感受。第二点是,我发现他们大都喜欢用“点”，为什么？从视觉心理学上讲，点是非常动态的形式；点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密集的点能高度透像，是分裂、破碎的现象。这些就充分反映出了精神病人分裂、分离、内心动荡不安的精神状态。
问：最令你感到震撼的精神病艺术家是谁？
答:张玉宝。他是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从未画过画，发病时他会举着菜刀在大街上乱跑，但他却画出了令许多艺术家都大吃一惊的“挣扎”、“怒吼”、“放大镜后牵着怪兽的人”等作品。他作画时的状态也很“大师”，格外自负。他曾非常得意地对我说：“凡是在我脑子里出现过的形象，我都能把他们画出来。”
问:你的“艺术治疗”对那些有绘画天分的病人所产生的最直接效果是什么？
答:我发现很多病人一旦拿起笔，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创作中，他们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完全没有障碍。这和他们平时那种谦卑和不自信的的状态判若两人。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艺术让他们脱离了现实困境，获得了一种自由。
另外，他们会表现出一些症状的缓解，像张玉宝，他最显著的变化是精神状态的好转，眼神和行走站立的姿态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我刚见到他时，他的姿态整个是蜷缩的，看什么都像是在偷窥似的，这种情景十分令人心酸，尤其在他的艺术天赋显露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我至今仍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后来我每天都让他来画室画画，尽可能都给他一些照顾，同时还建议医生减了他三分之一的药，没隔几天，他很快就变得昂首挺胸起来，而且目光也由愿来的窥视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审视，其作品中的人物图像也由原来蚂蚁般的大小立刻被他放大了很多倍，有一次他竟画了一幅八面正反交错在一起的《旗帜》作品，非常精彩和神奇，他的思维变得主动积极了，甚至拥有了很强的思辨批判色彩。正是由于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的这些改变，我才坚定了要继续帮肋他们的信念，其实，关心他们同样也是在关心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所谓正常人，因为我们平时都太忽视人的精神世界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大家的精神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对此，不知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还是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
“健全的人性，非理性是不可缺少的”
问:1989年开始，你持续做了四年的心理咨询师，那时的最大感受是什么？你找到了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答:我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结论是：有大量的人在心理上需要帮助。
问：那是怎么转化到“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心理干预”这个角度上的？
答:在我关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艺术治疗这个现象，在西方已经有了，但是中国没有，我想做一个尝试。也曾经成立了艺术分析部，但是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后来，我越来越清楚我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艺术对我的理想和目标来说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
问：那说到底，你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是让人接受非理性吗？
答:不，是调整认识，平衡我们的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健全的人性，非理性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一种衡量标准。
问：这里面有一个课题，我们不是要让理性与非理性彼此对抗与协调，而是要用“第三种力量”去平衡它们两个。那么这“第三种力量”是什么？
答:是一种信念：相信他们是平等的，对他们公平对待。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这种信念是人的自然状态，这个状态里本身就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从儿童开始，你看儿童向什么方向发展？社会教育把它向理性方向培养。
问：这说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旦一个人开始跟社会进行接触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有一定“社会性”的时候，这种“社会性”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理性”。
答:关键是社会性的本质是什么?是尊重你的个性需要，还是填鸭式的教育？是尊重个人属性的表达？还是将所有的人都同一化？我现在做的就是从观念开始，从认知开始，从艺术入手，改变人们的认知，改变环境。而我觉得用艺术的方式更容易跟环境发生关系，只要能跟环境互动，能产生更大的力量的方式，我就会去做。
“当代艺术是求真的最好媒介”
问：“住院”那三个月，你到底是什么状态？
答:极度压抑。这种压抑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你特别欣赏的、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们却在心灵的牢笼里。比如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一个让你非常动感情、非常欣赏的人，天天关在笼子里面，你说那是种什么感觉？
问:这种压抑里包含了怎样的一种反思？
答:我们大部分人都被某种文明抑制了，我们跟最自然的那种状态是中断的。人内心放松的状态是最美的。如果一个人去深入思考，你会觉得我们所谓的文明存在着问题。因为我们的文明成果是让人幸福，实际上幸福并没有越来越多。
问：我们一直没有提到一个词汇：悲悯。你所做的这件事跟我们普世意义上的仁爱有关吗？
答:不，我觉得我们的思维特质就是感情用事。其实缺乏真正的理性，我们一直在崇尚的理性究其根本只是功利理性而已。是世俗的理性，是“对我有利”的理性，就像我们对钱的追求，看上去很理性，其实已经很疯癫了，因为很多人不要命、不要感情了。
问:不是悲悯，不是爱，那你看他们的目光是什么样的目光？
答:是求真的目光。我就是要探索精神的真相，这是我最原始的动因。然后看到了他们的天赋，我的目光就变成仰视了，这跟现实完全是反的，因为人们通常是歧视、俯视他们的，而我则是仰视。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排斥感情因素，但是做这件事我是深思熟虑的，我要了解这个真相，而不是同情他们的角度。我是站在更抽象、更形而上的层面。
问: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太形而上，怎么坐实到现实世界呢？人们是需要“实惠”的，在惊叹这些精神疾病患者是梵高一样的大师后，又怎么样呢？
答:我是有转化的，原来做心理咨询是一对一的方式，现在不是针对个人，而是群体，是更普遍的现象。我是换了打法，落实到现实中其实很具体，就是要改变大众的视角、观念。举个例子，我出了这本书，就是给世人看，让他们了解并对他们产生影响。包括我策划题为“病”的艺术展，这都是所谓社会治疗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正在推进艺术病区的建设，基本上已经得到院方的支持；我的终极理想是建立精神病人艺术馆，这是综合理想与实现以及和社会互动的最好媒介，也会长期积累素材，而且各种社会力量会参与到艺术馆，我相信在不断互动中环境会有所改变的。而且我明显地感觉到有效果，比如在文化圈，刚开始大家抵触，现在没有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觉得这事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大家通过艺术方式进入到了一个思考层面。
问:求真的过程会很痛，它令你更柔韧了吗？
答:令我更自信了。
问:自信来源于什么？
答:中国艺术在求真方面非常缺失，我们更多是求善。但是离开真的善，没有真做基础的善，是否就是伪善？而我的自信恰恰来源于正因为我们一直缺失“求真”，我们才有太大的空间，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
如果说我的艺术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和最广泛的大众互动，更高的角度来讲就是弥补我们的真，我个人势单力薄，但是我能找到促进社会公众去了解、补充真的点，“病”、“精神异常”，都是我的点。当点连成线，形成机构，而机构再和社会互动的时候，力量就大了。
问:我们今天聊的都是精神层面的问题，最后回到当代艺术这个话题本身，你觉得它的精神性怎么样？
答:当代艺术，它是开放的，它要把自己的精神和观念传递到生活当中去，去跟生活对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审美过剩。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生活通通都美化了，而我们还在设计与呈现美，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粗浅的理念。我们要做的是把人的觉悟、思想投放到产品上，让人通过这个产品领会到我们的精神追求。
现在需要的是一些觉悟觉醒，生命的觉悟和生命的觉醒。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要找到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要让人们直观地看到，这个生命体是什么样的。
问: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应用品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精神设计体，那也是很疯狂的事情。
答:不会，设计师要把握这种平衡，让它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有助于人接近真实。比如你们做设计杂志，不仅仅是赏心悦目，还要让人有力量，在无形之中要对产品价值也有所改变，让它承载一种意义和觉悟。
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病人的作品会有怎样的去向？
答:三个月一共收集了三百多幅（件）作品。目前我们是代为保管。在北京、上海等地做展的时候，有很多画廊表示要买，但是模式我们还没最终想好，如果进行市场推广，我们将和他们的监护人通过律师签定法律协议。关键问题是要最终回馈到病人本身。但是，这些精神病人要想转化成艺术家，还存在许多法律上的障碍。他们创作的作品，不能署自己真实的名字，不能出自己的肖像，还没有自己起码的权利。特别是张玉宝，他的情况更为特殊。他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孤儿，是街道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他是个艺术天赋极高的精神病人，我们特别想把他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转化成艺术家的个案，但是这种角色转换非常困难，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出具体的办法。
选自《艺术与设计》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