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代中国山水画的看法是：当下的中国山水画创作呈现出这样一种情景，似乎任意一种艺术风格都能找到自己的笔墨江山，山水画界也似乎出现了某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繁荣景象。但是，就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整个面貌而言，并没形成真正可靠的艺术创作局面。山依旧是那座山，水依旧是那片水，山水画依旧是那种没有多大变化的视觉面貌，特别是中国山水画创作在过分泛滥的水墨实验情景偏离了中国山水画的本土立场。在笔者看来，这种艺术倾向对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品质是相背离的，同时也无法从根本上表现出中国山水画的当代风格来。但是解安宁《重现的黄河》系列山水画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这种印象。不仅如此，说得更确切一些，解安宁以《重现的黄河》为主体的山水画创作似乎还有可能为中国当代山水画的探索空间提供应有的启示性和可能性。
我之所以这样来看待解安宁《重现的黄河》系列山水画创作，决不是因为解安宁始终如一地将自己的笔墨集中在黄河这一宏大题材上，事实上，关注宏大题材的艺术家从来都不在少数，但是将宏大题材蕴藏的文化能量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当代笔墨释放的艺术家并不多见，尤其是能够让黄河这样的宏大题材不断释放出当代性的笔墨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为什么这样讲，在笔者看来，宏大题材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永远都是一道富有挑战性的艺术难题，能够不断迎接这种挑战性，其本身就是对艺术家创作勇气和创造力的一种检阅和拷问。无疑，解安宁接受了这种检阅与拷问，并且让“逝者如斯乎”的母亲河黄河在画家的当代笔墨中得以重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和探究的事件。
在探讨《重现的黄河》系列山水画创作时，必须说明，解安宁的当代山水画创作指向绝不是当今流行的水墨实验艺术，或者说观念水墨，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根本上宣告放弃和停止创作，宣告笔墨等于零，并以此招摇过市，标榜自己是如何的先锋与前卫，将皇帝的新装穿在自己身上，借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份。恰恰相反，解安宁的山水画创作正好在这种热闹非凡的潮流中，在这种貌似繁荣的景象中保持住了自己的冷静和独立，将自己的艺术坐标定位于传统笔墨的写意创作。就具体的创作线路而言，解安宁的写意不是审美情绪任意的笔墨挥霍，而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笔墨积淀背景。换一种方式说，解安宁的当代山水画创作意识同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始终保持着密切而深厚的血脉联系。在他的当代山水画创作中，广泛吸收了吴道子、马远、范宽、黄公望、沈周、石涛、朱耷、王翚，包括近现代的任伯年、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等山水画大家的笔墨传统，尤其是宋元山水画的笔墨传统对解安宁当代山水画创作影响就更加强烈。窥探解安宁的创作秘密，也许我们并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捕捉到画家创作中的许多细微处的因素，但是有一点是无容置疑的，解安宁的创作情绪总是习惯于同中国传统写意山水画的精神香火保持着充分的联系和贯通。或许，这正是解安宁得以独立于当代中国山水画的秘密所在。
解安宁正是在写意山水画上的创造和对前人传统绘画的突破上，与当代的山水画创作拉开了距离。有关这一点，解安宁主要得力于在如何对待传统、对待新时代艺术审美要求的问题上，勤于理论的思考和艰辛的艺术创作实践。在强调主体作用、笔墨拓展、构成形式新变化和鲜明个性艺术上，去跨越传统程式化习惯所带来难以逾越的门槛，另一面他有极为丰富的学识修养、超人的艺术悟性、非凡的艺术胆识、执着的艺术探索精神，正是依赖于画家这一系列的艺术储备，解安宁在当代写意山水画领域上有望创造出独具面貌，自成一家，具有鲜明个性的当代中国山水画家。
解安宁在山水画创作中，既强调绘画的主体意识发挥，又强调从整体上继承传统山水画的笔墨精神。第一、在丰富的传统遗产中撷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意象表达手段，又广泛地地吸取当代黄土画派、长安画派、新文人画等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并将这些丰富的审美因素融合到自己的以黄河为主要题材的山水画创造中，赋予黄河母亲河的当代精神品格、人格气质。正是解安宁这种独特的情感释放方式和抒写方式，将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重新熔铸成一种既区别于前人又不同于今人的独有意象化的山水画造型形象，构成了对传统意象造型观的继承与超越，使黄河的自然人文精神在当代语境中得以深刻呈现。第二、解安宁在创作中充分认识到传统中过于稳定的笔墨程式已阻碍了中国画艺术的向前发展，不符合新时代的审美需求。因此他强调笔墨要与时俱进，对传统以线为核心的语言体系进行体格转型意义上的解构和重构，继承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气韵生动的笔墨精神，适当地汲取其它艺术中有益的技巧成分来拓展增强笔墨的现代表现性。大胆地解放线条与色彩，让线条与色彩的中国写意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三，根据山水画的传统笔墨精神，解安宁在形式语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似乎有一种将形式向气势磅礴的中原气象推动的创作追求。就这一点而言，解安宁表现出了极端的耐心，他深入而沉着，在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中不断展现自己艺术上的审美理想和笔墨追求。
——邱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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