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阴雨让沧浪亭也少了以往那看得见的某种安静和闲适，粘沓沓地，我便对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起疑，闷着脑袋去路边上的小铺子和操苏普的老板娘不咸不淡说着扯着喝苏南有名的藏书羊肉汤，看着刚从陕西汉中买回的拓片石门铭、褒斜道，日子斜着从早上也就到了晚上，然后从晚上便又到了早上，某月某日的一个下午，《艺术经理人》杂志负责人张全福给我一个电话，说联系了老栗，在北京见面，下午两点，宋庄。
于是，离我不远的沧浪亭又沧浪起来。记忆不饶你，折腾你，往事有一搭没一搭地，便来了。
老栗实在是明星，是能够让画家上天堂的大批评家，在中国，在朝也好在野也罢，画家不知道栗宪庭的名儿你说你是画家，就像你是演电影的说不知道张艺谋是谁，共产党员不知道十八大选谁当头儿，笑话不是?然而老栗大红大紫的时候，我选择不去见，其实是我的不对，吃过人生各种滋味的老栗大抵也不会被这些世俗的斑斓五色遮住眼睛蒙昏脑袋，毕竟，在老栗不得意孤独苦闷的那些年月我们曾经在一块说过话，说过野史笑话，不深不浅说过，稀里糊涂笑过，喝廉价的茶，抽劣等的烟，侃不计时间的山，这些似乎都应该不管谁们成名也好成家也罢就彼此绅士般优雅地生疏的某种理由一一接到电话，我默默走近画案，拿着长锋羊毫写了一个四尺对联，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想去北京时候送给老栗。写完也觉得好笑，这句子比照这老栗和我之间那些漫不经心无足轻重跟着白云苍狗滑着想找也不一定找得全的琐事和情感，义气，真真的，风马骆驼不相及。
我认真写着，给老栗，汇报这么多年毕竟也还是兢兢业业人生艺术着的。给老栗，不管艺术史如何书写着，作为画家，我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种着我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当然，老栗可圈可点作了一块顽强的石头，为中国带着稚气的现代艺术，一个脚在门里一个脚还在门外的现代艺术做了一个里程碑。
羊毫写大字，靠内力靠气，边上人看我傻乎乎一头热汗，问，老栗者谁也，我答，他是游击队长，我是游击队员。
如约，敲开门，廖雯开门拦着护院的犬，走进去，撩开棉门帘，栗宪庭正忙着准备泡茶的家什，还是那个老栗啊，头发已经没有黑色的了，笑容少了以往藏着的一种正气掩盖着的杀气一一小个子的老栗当年总带着不小心就能爆发的某种能量，为了某种老栗认为的真理，他可能会去打架，打不赢也打的北方草莽式的认死理，还是那样亲切的笑容，安详，不谈艺术，不去牵扯为了艺术去爱去恨去挣扎去流泪去欢笑的某种不想直走过去的那道门。艺术算什么?什么都算什么也都可以不算，什么都可以不算又什么都可以算。生命沧桑为思想的巨木刻下许多看得见看不见的年轮，痕迹，人当然也因为练历多了谨慎或是多了一种超然，反正，该谈的都谈到，就是没谈艺术，距离最后一次在北海后门的一个重庆火锅店吃了麻辣之后分手到今天，我们二十年没见，二十年，生个孩子也窜成大小伙的时间，其中，一个台湾学者在美国看到我画了四年的抽象作品《天圆地方》之后，问我，给栗宪庭看过吗，他一定激动的，他对东方水墨有感情。
老栗泡了好喝的普洱，还泡了好喝的滇红，不消说，这样喝茶的人可以超然但也一定还有执仗的一一“我也觉得没意思，原先想艺术就是艺术罢了，为什么看不透呢，干嘛要搞得头破血流最后成了人生攻击，多不好”，老栗说着，有一搭没一搭。我看着窗外面射进来下午暖洋洋的北方太阳，光线勾着老栗的外廓，还是刚毅，尽管老栗说在苏南哪一个景点看门人要老栗买照顾老人的半票，二十年溜了过去，老栗依然藏着一种儒家的雅，更藏着一种真实的浩气。身体还好?还好，打拳着呢。打拳，当年老栗不知道是写东西坐太久还是什么缘故，腰疼，我从河南陈家沟请来教我打拳的陈氏十九代传人陈立法先生教老栗打拳，先生背后问我，准备收老栗两百块钱做学费，我对老师说，老栗也许吃饭都成问题呢，我不敢问老栗当时是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单位停职还是开除了，没工资。北官房一个小院的一间小房，小个子的老栗，困着，我想当时的两百大洋可以买一年吃的大米吧?老师也爽气，最后，白教。老栗一直打着。坐着看不出，一走动，太极拳打着的腿，稳扎扎的。
那时候我实在在北京活得无知无畏，管他娘是谁，爱谁谁。对老栗心存一份感激，老栗做了一个水墨画展去日本，选了我，好像八个人，写了文章，和今天策展人批评家相比，老栗象一个中学地理老师般地执着和倔强，不声不响什么也没耽误，写着，批评和赞扬着，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做最最基本的铺垫，“南线北皴”是老栗提出来的概念，我当时就不相信听过燕赵悲歌的老栗会真心实意地去吹捧隐约带着霉味的阴虚阳也虚的新文人画，小鼻烟壶小鸟笼子小脚女人，残山剩水难得糊涂，从线到皴，谁过得去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这样的门槛?谁逃得过黄宾虹苍润华兹这样的笼罩?老栗打一巴掌揉一把的举措无非是用热点新闻的做法挑起来争执的事端。文人画家却也真的线去了皴去了。老栗暗喜窃笑。编辑，老栗真尽职。事端挑起之后的反省真的救了不少人，艺术本体价值的思索象数九寒天出来的一丝嫩绿，毕竟开始了。
我在无知无畏着买馒头一块钱四个却常让个女孩子偷家里的粮票，光有钱没北京户口的靠粮票去买几个没思想但的确可以填饱肚子的馒头，老栗家不远有一个包子铺也卖烤鸭，当时我画的抽象水墨外国记者驻京外交官三五百美金买一张再一兑十换成人民币，揣几千块钱在兜里那股子毫壮，会让我骑一辆上下乱响的旧自行车去看老栗的时候走进小包子铺顺手买烤鸭带去老栗家，一块啃着，心里老惦记着老栗穷了，没工资了，顺手带烤鸭想接济一点老栗的心思藏得很严很密，老栗是君子，是饿死不低下脑袋的君子，不吃不明白的食，我们大家一块吃完，谁也没接济谁也没被接济，当时老栗家常常住着几个外地来的画家，张晓刚带辣椒酱，自己做的，玻璃瓶装着，红，辣，香，张不太说话，我想当年包括老栗和张晓刚自己谁也不会料到几十年之后的拍卖玩笑似地涨价。有名有姓的王广义，方力均也就罢了，当时的八五新潮已经是人物，老栗家常常会看到很多根本没名没姓一出手也知道这辈子都不会有戏的画家住在老栗家省下住旅馆的碎银子，老栗心肠热，不舍得。他也一定接济得让人不觉得接济。
喝到滇红时候，我们依然不说艺术，老栗头发如雪没有青丝，我也斑驳染霜了，二十几岁听江南画家董欣宾先生说过，五十知天命的岁数过了之后，都透了，不会患得患失，老栗早知了天命，我也朦朦胧胧知道一年多了，今天你问我，什么最重要，我会说，命，而二十年前如果你问起我什么最重要我会说艺术，我想老栗大概也一样的，别看他今天说不说艺术不说艺术的，二三十年前大概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艺术的。尽管他写过，重要的不是艺术。
老栗有使命感，有忧患意识，悲剧的宿命就绕紧他了，文人就是文人，书斋就是乐园，社会变革忧国忧民一但揉进去，一切就得改写，我记得的老栗，似乎就是那么不管不顾地忧患，对革命和自由民主的意识绝不低于绘画的学术研究，其实他比所有的人都更早的意识到现代艺术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封建结构中的尴尬。没有民主的基本积淀就不可能真正阅读现代。艺术也就只能是个招来唤去的丫嬛使女。八九大展的唐宋、肖鲁用特权的手枪射向那个假设的公共电话亭子的时候，老栗的脸上甚至出现激动的喜悦，对阶级和不平等的批判其实是大的民主运动的前兆和序幕，洪流哪怕出现仅仅一天或是半天、一会儿它也是洪流，老栗自己清楚，五四胡适和陈独秀们的争论今天或许有了新的意义，它拉开一个时代的沉重帷幕。
枪声对没有当过兵的人而言有时候就象一串鞭炮，多了，就象许多鞭炮，鞭炮没响是沉默的，响了就有许多不可预料的新可能。老栗在新街口我住的小院里和我握手道别的样子这辈子我也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