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筑就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年亚洲典藏？

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MuseumofArts)亚洲部已成立100周年。该馆2014年年末起就推出了大量亚洲艺术展和相关活动。继上一年开幕的“以线绘画：中国织锦、刺绣艺术展”、“喜马拉雅的神圣传统”和“奢华：东亚漆器展”，以及年初的“欢庆羊年”展，2月开展的“发现日本”展和“创造韩国：大都会收藏100年”，3月开展的HeberR.Bishop藏玉雕展，5月的重头戏“中国：镜花水月”及盛大的MetGala等众多展览和活动之后，近期开幕的“印度艺术中的皇家狩猎”和即将在8月开幕的“中国漆器：Irving收藏的12世纪-18世纪珍宝”(8月15日-2016年6月19日)和“中国织锦：大都会馆藏八个世纪的织锦杰作”(8月15日-2016年6月19日)等展览还将继续为观众呈现馆藏亚洲艺术珍品。

这些展览和馆藏艺术品蕴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百年典藏的历史。参与这段历史的，既有该部门的主管还有众多的收藏家和策展人。

艺术交易人

亚洲艺术早期进入美国市场的最大推手之一就是这些古董商，而他们常常扮演了多重角色。19世纪末，大量的亚洲装饰艺术纳入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其中对瓷器的收购始于1879年，而第一批藏品即由艺术商人兼博物馆理事SamuelP.Avery(1822-1904)的私人收藏购得。这批藏品包括了超过一千件瓷器，大部分来自中国。

在“镀金时代(GildedAge)”的美国，英国商人JosephDuveen(1869-1939)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跟哥哥Henry一起将来自中国的瓷器推荐给当时最杰出的商人藏家们来搭配他们的油画收藏，因为这效仿了欧洲贵族的装饰品味。Duveen的客人包括百货公司巨头BenjaminAltman(1840-1913)和银行家J.PierpontMorgan(1837-1913)、HenryClayFrick(1849-1919)等人，而他们最后都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

日本艺术商人山中定次郎(1865-1936)及其公司在亚洲艺术部的收藏上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不但为重要的藏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值得收藏的珍品，更与当时的部门策展人合作为美术馆购买藏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日本艺术藏家HenryO.Havemeyer(1847-1907)和夫人Louisine(1855-1929)从未亲自到过日本，他们精彩而丰富的收藏几乎完全倚杖山中商会以及松木文恭(1867-1912)和SiegfriedBing(1838-1905)这几家古董商的甄选。山中定次郎本人还同时是大都会韩国艺术品最早的捐赠人之一。


收藏家/捐赠人

银行家J.PierpontMorgan无疑是当时美国新贵的代表人物，他对艺术事业的慷慨资助也激励了同时代以及后代捐助人的热情。Morgan从1888年起担任大都会理事，1904年起任董事，直至他1913年去世。在任期间，他主持了位于第五大道的博物馆的扩建等重大工程。他死后，身前半数收藏被变卖以处理他的后事，其中包括了他的所有中国瓷器收藏，但仍有6000多件藏品遵照他的遗愿捐赠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多件十分重要的亚洲艺术品。

另一位“镀金时代”的重要亚洲艺术藏家是HeberR.Bishop(1840-1902)。Bishop尤其侧重清代翡翠和玉石的收藏，在古巴炼糖起家却最终在各行业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他行事异常大气：1902年，担任大都会理事已有20年的Bishop将自己收藏的1028件18世纪、19世纪翡翠全部赠予大都会。他同时要求博物馆复制一间法国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宴会厅来展示他的这些藏品。今天，Bishop的一部分收藏跟另一对重要藏家Florence和HerbertIrving夫妇的东亚漆器藏品一起展示在Florence和HerbertIrving画廊。在8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将推出Irving的漆器藏品展。

1881年，博物馆理事StephenWhitneyPhoenix遗赠的325件日本艺术品成为了大都会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日本艺术捐赠。这其中包括一组江户时代的漆器，它们从1873起就在大都会借展。随后赠予美术馆的包括曾任Tiffany艺术总监的EdwardC.Moore(1827-1891)的704件藏品和博物馆理事CharlesStewardSmith(1832-1909)从东京购得的两百多件日本瓷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馆方不断努力扩充相关收藏，但大都会真正意义上呈现完整的日本艺术收藏还是因为HarryG.C.Packard(1914-1991)于1975年捐赠的四百余件作品。

印度和东南亚艺术方面，大都会至今收到最大的捐赠来自藏家SamuelEilenberg(1913-1998)。他对自己的收藏事业充满热情，并飞往世界各地搜罗珍品。他捐赠的1400余件藏品决定性地加强了亚洲艺术部南亚和东南亚系列馆藏的深度和广度。

曾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亚洲艺术展厅的人们都不会对ArthurM.Sackler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这位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都有冠名文化艺术机构的企业家也与大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托马斯·霍文(ThomasHoving)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中对Sackler颇有微词，他认为，尽管Sackler收藏杰作，但他也不啻买下存疑的作品。而霍文的前任JamesJ.Rorimer仍在掌管博物馆时一度为寻找安置藏品和空调设备的资助而犯愁，这时他找到了Sackler。Sackler答应拿出15万美元为大厅和二层展厅做修整，条件是二层展厅将要以他的名字命名。这里正是存放元代《药师佛会》壁画和其他重要佛教文物的地方。

长期在纽约居住的收藏家、书画鉴定专家王季迁(1906-2003)也是大都会亚洲艺术部百年历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方闻在该部门任职期间说服了当时的董事会收藏中国书画，这个时候购自王季迁或由他所捐赠的大量宋、元书画是构造该馆中国书画收藏的体系的重要部分。

香港商人何鸿卿曾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何鸿卿是“明朝之王”安思远的客户和友人，后者曾于1986年向该馆捐赠大量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书画作品。另一位华裔金融家唐骝千，曾于1997年把其所藏的《溪岸图》赠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今年3月，唐骝千向该馆亚洲部捐款1500万美元。

亚洲部主任、策展人和理事

187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时，亚洲艺术部并未组建。直到1915年，博物馆才专门成立了一个“远东艺术部(DepartmentofFarEasternArt)”来管理和研究来自亚洲的艺术品，而当其更名为亚洲艺术部(DepartmentofAsianArt)，时间已经是1986年了。这漫长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市场以及学界对亚洲艺术和文化逐渐深入的探究和理解，如果说这一过程由市场上古董商人和收藏家的大量购买开始，那么对这些购得艺术品的研究和随之而来的公众教育则主要归功于一代代的学者。


1915年远东艺术部的建立使博物馆内的亚洲艺术品迎来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以及第一个正式的部门策展人——SigisbertChretienBoschReitz(1860-1938)。BoschReitz生于阿姆斯特丹，早年在慕尼黑和巴黎接受了绘画训练。1990年他到日本学习并对日本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后他放弃了作为职业画家的计划，最终专注于日本和中国艺术的研究。20世纪初期，大都会的日本艺术品收藏规模尚小，藏品仅仅包括瓷器、根付、印笼和装甲兵器等类目。BoschReitz上任后分别于1917年和1925、1926年先后回到日本加强对东亚艺术的学习，并同时在山中商会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些重要藏品的收购工作，填补了佛像和屏风画方面的不足，其中包括大日如来座像和江户画家尾形光临的波涛图屏风。中国艺术方面，他完成了一系列雕像和罕见青铜器的收购。

BoschReitz于1927年卸任，年轻的哈佛大学毕业生AlanPriest(1898-1969)在1928年继任远东艺术部策展人并在这个岗位工作了35年之久。Priest本人曾跟随导师到中国考察，在大都会任职期间，他主要与中国古董商卢芹斋(1880-1957)和日本山中商会合作，致力于完善中国雕塑艺术的馆藏。与此同时，Priest开始将积极地南亚和东南亚艺术纳入部门发展计划，让这些在20世纪初还不为人瞩目的收藏领域开始得到关注。不过从Priest的任期开始，策展人更多地与藏家合作，接受和展示他们慷慨赠予馆内的艺术品。这些资助人包括AbbyAldrichRockefeller(1874-1948)、AddieWolffKahn(1875-1949)、EarnestErickson(1893-1983)等商界大亨;也包括诸多博物馆理事，如BrookeRusselAstor(1902-2007)——如今馆内中国书画区围绕着的17世纪中式庭院便由她出资建造并以她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