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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效融:解密三届成都双年展

来源: 2008-03-14

 

成都双年展以其特有的资本运作模式在业内引起众多关注,也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作为民间资本操作双年展的个案,无论是积极的,还是具有争议性的,成都双年展都有其讨论的意义。

谈到成都双年展,初次见面的黄效融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作为第一、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策展人之一,从创办之初就浸淫了他全部的心血。但是,听他娓娓道来,却没有一点想象中的愤激或不平,而是客观中正地给予成都双年展以一个亲历者的解密。

 

成都双年展的背景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在布局上就只有上海双年展,整个西边没有,北边好象也没有,当时上海双年展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在成都做双年展,第一个条件是要有资金,没有钱你做不成双年展;第二个就是要有做双年展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主要体现在这个地区艺术活不活跃、繁不繁荣,或者本土艺术力量在全国有没有什么影响、做双年展的理由是不是充足的。

当时,邓鸿本身愿意出钱来做双年展,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成都这个地区,作为西南艺术重镇,尤其在全国是比较有影响的;第三个条件是观众、市场。我们说的市场不是说艺术博览会意义上的市场,买卖的市场,就是我们的观众。我们有多少观众我们不清楚,但是四川有欣赏的习惯。对于高端的艺术或者是对外来的、当代艺术这一块,我们不是太清楚,一定要做起来看一看才知道。从原则意义上讲没有考虑做双年展是不是要什么条件都具备了,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做,至少第一届没有这么想。有艺术力量,这个是基础。同时,场馆是自己的,不需要掏钱去租,从成本上来讲比较节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做起来了,这是第一届成都双年展的背景。

 

资本对艺术侵权引发的矛盾

在中国,民间资本做当代艺术,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民间力量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种体制里面,主流和非主流、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二元分割的方式下,民间资本做艺术会遭到很多非议,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预料到了。但是作为投资方或赞助方的邓鸿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他有一些本位想法,比如说和自己的商业项目有一点结合,会造人气啊,造一点广告的社会效益,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在这种意义,成都双年展第一届做起来了以后,反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非体制内的展览,虽然还不能说是一种抗衡,但至少是可以和体制内的双年展匹配和互补的一个展览,这是成都双年展的第一个意义。民间来做,民间出资,民间出场馆,按照相对比较严谨的策展人的制度,而不是官方指派的策展人,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策展人和批评家共同来做这个展览。它和官方做的方式在观念上、理念上有创新的地方,或者是具有开山的意义。

事隔四年之后,成都第二届双年展迟迟拉开了帷幕,原来第一届引起的一些非议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第二届问题又出现了,主要质疑这么几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一届到第二届的时间,没有按照双年展的时间体制,两年做一次,而是直到2005年才做;第二个问题就是展览标题“天堂·世纪,你也有一个九寨天堂,你也有一个世纪城,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关于学生这一部分。原来我们就有学生,新人展,这是我们的原创。但是你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一了点?双年展不仅仅是新生力量嘛,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艺术最新的发展、未来的倾向。如果做学生,就说学生展好了,为什么说是双年展?起码比例大了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展览还是没有一个专列场馆。第二个问题真正的矛盾不是这个展览的题目,展题是不是恰当,够不够学术,真正的问题是你资本的力量对艺术的侵犯,是不是侵犯得过多过深?作为馆方的策展人,策展小组一名成员,当时,我们内部是有争论的,在讨论这个展题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看法,后来是妥协了。比较勉强。我也提了一些个人的设想,因为出资方希望用“世纪·天堂”,后来我们推敲这个题目的含义, “世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么就是说你世纪之交刚过几年嘛;天堂呢,就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它预示了或者暗含了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天堂。对策展小组来说,实际上做了一个命题作文,这个题目叫“世纪·天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最早题目不是这个题目。

除了展览标题,成都双年展还是有它合理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就向投资方举双手,投降。但是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比较纯粹,投资方不干扰内部事宜。艺术家的选择,大体的规模,只要在他预算范围内,都能比较自由地给你一个权益。当然从题目本身来讲的话,肯定是不理想的。因为你没有从你的商业项目中剥离出来。

还有时间问题。因为当时老场馆确实不能做,原来的设计有缺陷,第二层没有封闭,所以到了展览的时间——夏天,我们第二届时间定在夏天,七月份的成都下暴雨,肯定这个场馆是不能用的,很容易损坏艺术品。还有场馆本身内部的条件,展览的效果、灯光的设置,当然更不要说通风了,所以我们觉得第一届做得比较匆忙还可以理解,第二届这样做的话肯定很有问题,所以只有放在新的场馆,但是新的场馆也不是艺术馆,但是条件比老场馆好。当时我们也争论了,是放在老馆还是新馆?我们的展览题目叫“世纪·天堂”,展览地点就在世纪城,从场馆来说新场馆比旧场馆好,这是个事实。因为展览的一个主要问题——主题问题被众人质疑,那么就会会引发第二个第三个质疑,所以有些质疑我觉得是对的。

涉及到场馆的变化也涉及到时间的问题,因为新的场馆只有在那一年才修起。但是我个人看法,这不是充分的理由。不是说我要修场馆展览就可以延期,卡塞尔双年展延期是因为世界大战,特殊原因,你成都发生大洪水,大地震,那是不能展览的,没有这些。还是有出资方就展览本身和项目结合的初始动机,这是不能摆脱的,我觉得你出资方和商业动机和展览本身做了结合,你做得隐蔽一点,或者有一个相互退让的空间,把两种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程序和行动,行为应该剥离的地方都剥离,能结合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不可非议,因为我们现在做展览还不是那么纯粹,上海做双年展政府要投入600万,北京做双年展也投入1000多万。成都双年展是一个老板掏钱,或者一个董事会掏钱,那么他们给一点儿自己的动机和想法,要有一个标准和原则。不能说明这顿饭是我做的,所以你喜不喜欢吃都得吃,没有道理,这一点我觉得有很多非议。这种非议对双年展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

当时我有一个观点就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就是出资方从一个做生意的人转做艺术,而且做的不是市场艺术,做的是展览的艺术,是公益的。某种意义上公益性很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说有钱什么事都能够摆平,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有钱就可以说话的,但是这个事他确实是金钱有它的发言权,那么他的发言权就应该有一个范围,什么时候他的权利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反过来策展人是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或者是什么条件都不接受,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实际上在做成都双年展以后,我们总结出来最大的经验,是它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原形,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做双年展如果不是体制内的,不是纳税人的钱,是一个老板掏钱的话,应该遵守哪些游戏规则。你说要和国际接轨的话,我们现在很多条件是不具备的。比如说没有基金会,有基金会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国家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很规范的一个基金会,按照一个成熟的条件来做的话,我们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条件,政策条件、社会条件都达不到。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双年展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我们不能说反面的,因为双年展做得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然确实我们第二届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尤其是时间,我觉得标题还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还有其他展览比这个标题还要差,这个标题还说得过去。

就这次展览内容来看的话,非常小的一个范围,一个很窄的,在一个空间的序列找一个交叉点,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展览。在时间上我们确实不能去推托,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届和第一届的这种变化,基本还在一个平面上运行,不能说退步,也不能说往前走。四年了,第一届我们有一些经验了,第二届是不是应该做得好点?当然当时时间确实比较匆忙,就三个月,时间是我们做双年展第一届第二届最困扰的问题。时间很短有些问题没有想好,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没有协调好,就匆匆忙忙做了,当然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双年展就是效率很高,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时间不充足,准备也就不够,所以这个双年展就像打仗一样。回忆起来,好象纯粹是一个体力劳动了。但是不能说第二届比第一届差,因为策展人不一样了,想法观念不一样了,展览呈现出的一些特点也可以理解。到了第三届我觉得就有一些问题,当然我没有参与,我从一个批评者的角度,比较客观地来说,第三届最大的问题,是它改变了第一届第二届确定的一个调子。

 

第三界成都双年展的几大变化

三届成都双年展都有一个标题的问题,前两届的标题还有一个弹性,那么第三届就是一个判断式的,一个肯定式的判断语气判断一个“否定”,第一届第二届就否定了,原来的不算了,我前天炒的菜不算了,我重新炒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展览是很浪费的,尤其是出资方。地点没变,出资方也没有变,场馆也没有变,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就是策展人。但是我们第二届策展人也没有说反对第一届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引起诽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无论是中国或者国外的双年展都会有一个延续性。可能每一届主题不一样,都是按照一个主流线在发展,做当代就做当代,但是展览的结构,或者基调不应该变。既然第一届、第二届双年展关注的是当代艺术,当然我不能说第三届做的不是当代艺术,但是做的是水墨。展览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转到水墨艺术。当然水墨艺术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当代艺术不仅仅只有水墨。成都双年展第一届第二届定下的基调那就是当代艺术,主要以架上艺术为主,水墨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把这个收缩起来,收缩过后只有水墨,90%以上是水墨。这种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作为出资方和策展人要谨慎,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那么起码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讲,起码得有一个数,来解析为什么发生转变?我们驾驶的目的地,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道路,其实都是往西边走的,到西边取经,现在转了,到东边取经,但是一开始你选择的是西边,这个重大的变化应该有一个陈述。就我了解的范围,好象在世界的双年展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是今天一个很大胆的事件,或者有些人说“狂妄”,狂妄到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儿戏了,就是一个玩笑了。

第三个,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做一个两个三个双年展都很不容易的,没有一个展览能覆盖中国的当代艺术,但是每一个展览能覆盖一部分。我们已经覆盖了的可以保留,已经被开垦的领域我们可以不开垦,可以开垦另外一个没有被开垦的,至少从布局上来讲,从社会发展需要来说,合理的结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才会有利。

把方向性改变了本身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需要解释、陈述。如果改得更好,那就对了,但是改了结果是变得重叠,起码重叠了相当一部分,别人做了几年做得不错了,我们再做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第三届主要的问题就是和前两届这种上下文的陈述、承接关系中断了。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二个就是说,这种方向性的变化,为什么不往我们原来确定方向上走,浪费资源,在全国性上来说我们浪费了资源。

 

话语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第一届投资方没有干预。我觉得他基本上是在不干预的情况下,策展人非常敬业地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做的效果还可以。第二届有所干预,但是干预不太深,当然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它最大的硬伤。标题我觉得还可以,勉强,应该还可以有更好的标题。到了第三届,时间问题解决了,把过去出现的裂痕弥补了,但是出现了新的裂痕,新的裂痕与这个裂痕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时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的,但是方向性的变化,把前两个展览在某种意义上的否定,这个确实没有说服力。

每一届策展人他可能会通过一些对抗体现新意,当然我说的是学术上的对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方向性上的变化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国外的展览,比如说惠特尼双年展,开始的时候在美国几乎不关注当代艺术,做着做着就做当代了,但是它是往前走,不是往后走,从一个点到一个面。我们是从一个面做到一个点,能不能做?可以做。那意味着参加前两届成都双年展的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他们觉得参加双年展白参加了,因为你们自己不要了,改变方向了,那么头两届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他对双年展也否定了,当然他参加了也就白参加了,在他们简历里面很可能就不出现我们的双年展了。这就引起很多的猜忌。作为出资方来说的话,钱花得比较冤。

还有一个尊重的问题。我们一届一届的双年展要相互尊重,第二届双年展对第一届双年展就比较尊重。这一届的策展人和上一届策展人要有一个对话,通过展览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有一个碰撞,学术交流。你就说是第二届,把第一届的策展人邀请过来,相互之间是很和谐的一种关系。他们可以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同意才怪了,就是要有不同意的地方,他们才能对话。但是你不能否定它,我说的否定是全盘否定,就是说以前的都不算。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那就开了一个恶例,不是一个善例。

那么第三届,我们不清楚重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第一个方向性的变化是投资方的愿望还是策展人的愿望?我不清楚,我估计是出资方的想法。那么策展人在这个上面是不是赞同?他同不同意都应该有一个陈述。为什么这样做,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无可非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方向性的变化,对前两届否定的重新启动,这个是出资方的想法还是策展人的想法?现在的展览,出资方是退到最后去了,单纯地给钱,是影视制片人,导演是策展人,演员是艺术家,观众当然是老百姓,这个结构跟电影是差不多了。但是,出资方是不会去帮导演的,你又是裁判又是演员那是不合适的,对不对?这个我一直是坚持的,我跟很多艺术家说,我去找钱可以,但是你要参展你就不能做策展人,我是坚决反对的。你是演员就是演员,可能电影里面我又当导演又当演员,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引进这种规则。而且这一届好象有策展人的作品进双年展,这个不符合规矩。所以说,这届双年展确实比第二届双年展出的问题更多,从侧面来说,我们犯的错别人可以不犯。但是很多东西很难纠正。

很多人关心的资本侵犯问题,在第三届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或许相互之间都发生了默契。只有三种情况,要么是资本的抑制主导了展览,要么是策展人意志主导了展览,要不就是他们大家都喜欢这样做。我还是强调,就展览本身抛开其他不说,和第一届第二届的关系,艺术家和学生艺术家之间的比例发生新转变,都抛开这一切,因为有了两届双年展做参照,我们才提出这些问题,否则的话,这一届就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第一届,怎么做都可以,因为有了前两届的比较才出现了这个问题,第三届要成立,在某种意义上逼着他们否认前两届,不然这一届单一的主题就无法成立,逻辑上出现了混乱。

第三届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的比例非常非常大。其实它有一个正在蜕变的过程,悄悄的在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冷静地观察,策展人需要观察。我们把展览艺术家的成分怎么放大有一个极限,这是一个数学题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到了一个极限了。就应该要解决。那么成都艺术家,非学生艺术家就成了一个配角,那么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就不来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理论上有一个梳理,那是可以合理的,就是说,艺术家没有这个,他做得好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博士生博士后他做得很好,当然他成为艺术家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那么整个这个展览不是应该身份或其他兴趣,应该是按艺术来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艺术,而不是说有很多标准,身份的标准,民族的标准,地域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如果控制不恰当,没有警觉的话,这个展览它悄悄就变了。

    我们开始想画绿色,加一点儿红,没有注意,就加得越多,最后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它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届展览,实际上延续了第二届已有的一些苗头,就是学生这一部分比例已经比较大了,但是当时还在一个极限的控制范围之内,还可以控制,主要是主题,场馆的布局,比例,邀请的人,还不是以学院为主的,不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那么这一届是以学生为主,外界也有看法,很多艺术家从他们个人角度来说,我们参加你们第一届第二届,结果到了第三届我们成了陪衬,人家以后问你知不知道成都双年展?我知道,学生双年展。我还成了学生了?悄悄把学生的身份给转换了,它引起了很多歧异,相互渗透,我们控制不好,就会改变这个思维的性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很冷静,但是很多策展人他会控制,他可以妥协。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一届,我提出一个疑问,第三届双年展我有一个疑问,是控制太严还是放任太大,我不清楚。

 

 

反面例证的第三届成都双年展

这届双年展它的疑问、悬念比第二届还多。我们不是说展览不好,就水墨这一块,纸上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精彩的。观众这方面,为什么比第二届还少?我觉得有其他一些原因。展览方向性的变化,意味着让一部分观众,对第一届第二届有关注的、有预期心理的观众,他本来想来看看油画,看看影象,看看电脑艺术等等当代很前沿的东西,现在不做了,他当然就不来了。第二个就是老百姓,很多老百姓,普通的观众,对第一届第二届为什么那么关注?第一个是在成都,第二通过第一届的某种意义上的启蒙,启蒙不是贬义的,通过第一届第二届认识,觉得这个好玩好看,艺术可以这样子。第三届有一个大的转身,又要重新培养兴趣,他就又不来了,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第三届我们走了回头路,起码走了一个岔道,从第一届到第三届走了一个岔道,这个岔道是没有走通,他和起点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成都双年展他提供的经验是非常奇怪的,你不能引用这种经验,你不能说成都双年展可以这样做,那我以后的双年展也可以这样做,那就坏了,不可思议,人们怎么想改变就怎么改变。所以这时候批评家又提出了更严重的问题——资本力量。当然我们需要证实很多猜想,这种展览是投资方的想法,策展人投降举双手,那么这是资本的力量对艺术本身的侵犯,能够侵犯到什么程度?这次的猜想我就不好说了,在这个问题上,以我对邓鸿的了解,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也能对话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可以说服的一个人,可以说服他,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可能有异议,但我觉得所有展览都有异议,策展人也有异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作为我们策展人,回到最前面相互学习的态度。这个相互学习有一个标准。什么都要从原始点,从无到有的话,我觉得太笨了,国外的、发达国家的很多双年展,他们的经验符合我们的国情,那就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比较中庸的办法,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共同学习。除了相互之间的学习,出资方如果不太了解,我们有义务告诉出资方,更好的展览是怎么做的,如果这样子做展览可能会差,那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更好,要告诉出资方。出资方也可以告诉策展人我有什么想法,我的资金要怎么运用。那么策展人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除了相互学习还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如果完全不学习,盲从,不管是资方还是策展人盲从都会出现这种这个问题。所以说成都双年展有些经验是不能被学习的,一点都不能学习,但是有些很好的经验可能是中国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民间怎么来做双年展?一个出资人怎么来做文化事业?

开始有些混乱,我们不能说所有新生事物都有很多混乱,有的混乱一开始就可以避免,这种混乱可能会带来游戏规则的混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到第四届就能纠正第三届?如果他们纠正第三届就回到比较好的状态,那么就是说在一个岔道上面拐个小弯又回来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如果拐出去不回来,越拐越远了。就像这个国家建国四十多年也拐了个大弯,也拐了回来,不能拐出去就拐不回来了。原来我信伊斯兰教,可以,但是你信了伊斯兰教你就不能信其他教了,有的社会就是这样。

回到成都双年展举办的最初目的,就是邓鸿的目的。他开始的目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兴趣。因为他也曾经是画画的,他觉得一般的老板,有钱就买艺术品,买了很多艺术品。他没有这样想,他做公众的事,和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了。买艺术品是自己的,还要赚钱,他没有。这一点我觉得他比一般的老板境界要高,所以他的作用或者在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史上,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抹掉的,即使以后成都双年展开不做了,这个历史还是不能磨灭的。只不过是出资人和策展人和艺术家等等这种关系,成都双年展一直在摸索,我觉得有些摸索可以“试错”,对不对?政府说“试错”,有些错是可以试的,有些错不能试的,你不会游泳,那个水三米深,你去试吧,那不能试,对不对?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看清楚,看不清楚可以试。但是有些是明显不能这么做的,我们却一脚踏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

 【编辑:单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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