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当代文化和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日常喧嚣的生产制作，随着技术和图像的奇观化结合，人们总是沉浸在大量复制的媒体、材料、空间的影像中，无从逃躲。图像，成为社会文化之间一种复杂而交互作用的综合体。同时，生产、机制、媒介、仿像、现场、话语、意识形态等概念，也逐渐共同构成了一个讨论艺术与视觉问题的全新视野。因此，19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中出现了图像转向，视觉文化研究也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与专业开始应运而生。1980年代晚期，视觉文化的概念被广泛讨论，并于1990年代蔚为风潮。
2008年10月25-26日，“城市文化与视觉生产——视觉文化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院南山校区举行。
此次活动由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主办，赞成房产协办。会议邀请了原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国际权威学刊《艺术史》（Art History）创刊主编约翰· 奥涅斯[John Onians] 、荷兰著名城市研究专家伊丽莎白·碧艾芙[Elisabeth de Bièvre] 、英国诺丁汉大学保尔• 格莱斯顿[Paul Gladston]、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中国美院许江院长和曹意强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张会军院长以及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美院等研究机构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三十余人，分为四个主题分别展开研讨：一、艺术史的新视野和视觉文化研究；二、视觉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情境；三、城市文化和视觉生产；四、视觉文化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在国内外视觉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显学而又稍显混乱的状态中，此次会议的召开旨在理清其知识学谱系，深入到视觉文化的当代文化情境，充分意识到中国本土文化境遇中面对的问题，寻找其丰富而有效的研究思路与实战方法，建构起学科建设的相关方案，以此推动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发展。
多元互动的国际性研讨
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艺术史界、哲学界、文学批评界、戏剧研究界、建筑设计界、建筑理论界等不同学科背景，却又有着共同问题意识的专家学者。大家并没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比如视觉文化本质论的问题）做肤浅而无效的纠缠，大多数发言者都涉及到视觉文化目前面临的当代文化情境。仲呈祥教授就以电影、电视、MTV等视觉形象为例，讨论“过度的快感享受扰乱心智”问题，讲述了图像时代这把“双刃剑”对人心智与想象力的影响。
研讨会上，许江教授做了“城市化与视觉化的时代”的主题发言，简略地从中国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和城市文化当代境况三个方面来讨论城市化问题，从读图时代的视觉文化、城市时代的文化生产关系和全球时代的当代艺术三个方面来讨论视觉生产问题。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保尔• 格莱斯顿教授在题为“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Culture and Visual Production as a Locus of Complex Cultural Translation”的报告中，也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批判性地描述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与视觉生产的复杂性。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中心的高宣扬教授从对法国当代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学术阐释出发，将图像、视觉分析和哲学思辨结合思考。
陆兴华则阐述了法国图像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观念，做了“图像空间里的大政治”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翟振明教授在“作为逆向艺术的虚拟实在”的报告中，论述了“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和“赛伯空间”（Cyberspace）中的艺术问题。而来自中山大学的杨小彦教授在《视觉的全球化与图像的去魅化》的报告中，结合科技史，重点考察了观察主体的建构及其历史性变化。此外，来自浙江大学的胡志毅教授，在“城市与戏剧：中国现代都市的视觉形象”报告中，提供了城市即“社会活动的剧场”的图景。孙善春从本雅明被误解为所谓的“城市哲学家”谈起，就都市经验与历史意识的关系展开论述，带来了很多新的理论视角。
高士明的“屏幕内外的世界与影像”以一种哲学的视野，考察了影像世界之真、观看、空间、生产等复杂问题。张激的“艺术产品的公共性和私人性”报告则从一种非艺术性的角度考量艺术的身份和现实。周诗岩在“从‘窗口’谈连帧图像的空间多义性”报告中，结合自己的建筑学理论背景，借用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中对于多义性的分析，对当代的视觉生产做了生动阐述。
王音洁的报告则是她关于影像人类学与艺术史的交汇研究的报告，“李安影像文化志”。曹意强教授在会后总结中认为，此次的讨论非常多元化，论点突出，充满了多种可能性，表现了“艺术史与视觉文化之间的丰富冲突和融合”，而视觉文化研究就应该在一个营养丰富的知识环境中成长起来。 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渊源 在西方，作为一个概念，“视觉文化”一词最早由艺术史学者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在1970年代主导“新艺术史研究”时提出，她于1983年讨论荷兰的绘画发展时，借用艺术史学者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72年“时代之眼”（the Period Eye）的说法，使用“视觉文化”一词，指称荷兰的绘画是“荷兰视觉文化”（Dutch visual culture）。1988年4月30日，美国“迪亚艺术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视觉与视觉性”（Vision and Visuality），与会学者开始酝酿对于“视觉文化”的雏形。1990年代出现一阵与视觉文化相关书籍的出版浪潮，并涌现出《视觉文化期刊》（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2002-）及《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2002-）等期刊，各种讨论绵延不断。
2006年，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四大卷本的文献集《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面对今天错综复杂的图像世界，视觉文化更像一个流动布局的阐释性结构，保持着一种文化前沿的思考者角色。在我国古代，图像与文字之争始于“鸟迹与龙纹”之争，鸟迹代表文字，龙纹代表图像。随后，宋代发达的金石学研究将青铜礼器和石刻等日常用品、日常的图像纳入艺术史研究的视野。宋代伟大学者郑樵（1104—1162）在《通志》一书中创立“图谱”一说，建立了重新将传世的图像资料纳入史学框架的模式。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可以说他已经隐约涉及了视觉研究的一般性理论与问题。到了清代，金石学研究把碑刻、画像石、墓志、题铭等普通的图像都纳入其中，拓展出了更为开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
1712年，中国第一部研究透视的著作——年希尧的《视学》问世，它所研究的图略包括日常器皿等都可以说是今日视觉文化研究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最后把目标指向中国艺术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人特定的“视觉习惯”。视觉文化研究是个有待探究的学科。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的陈岸瑛在“转向作为一种泛设计批评的视觉文化研究”报告中，宏观地论述了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个倾向。中央美院的邵亦杨在“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报告中，也尝试从各个角度比较两者的关系。
曹意强教授在讲演中以历史的眼光阐释了艺术史研究的开放性视野。他强调，视觉文化研究虽然关注视觉本身，但绝非像很多人狭隘理解的那样，只停留在视觉感知或视觉机制的表层；虽然更加关注当代，但不能沦为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批评；虽然更加关注媒介，但不能只是一种媒介批评。他还以具体的个案分析，描述了艺术史学传统中的视觉分析资源。以瓦尔堡为例，他一方面对商务文书、家庭信函和日记、人文学者的讨论、神学、装饰图案、人种志、大歌剧、语言的使用这些方面进行详尽地考察，另一方面又对不同的宗教、文学、哲学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分析。正因为如此，瓦尔堡去世后，他成为民族志学者、人类学者、东方学者、哲学家，而不仅仅是艺术史家研究的对象。因此，从某种程度来看，瓦尔堡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视觉文化研究大师。杨振宇在题为“技术的‘兰花’——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中的一个问题研究”的报告中，就重点介绍了阿比·瓦尔堡的研究思想。报告以1927年阿比·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谱》、1934年欧文·潘诺夫斯基《电影中的风格和媒介》、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三篇文献为例，分别介绍三位艺术思想家对技术问题的敏感和思考，并进而考察视觉文化研究的特性和可能方向。
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前景
据此次研讨会主要组织者、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视觉文化系系主任杨振宇博士介绍，中国美院于2003年建立了展示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人文学院则同步招收视觉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经过多年筹备，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视觉文化系（Department of Visual Culture Studies）启动。该系的建立具有自身天然的学科优势。
其一，具有得天独厚的美院艺术氛围和艺术实践经验；其次，区别于一般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研究，具有丰厚的艺术知识学基础；第三，拥有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艺术方法论体系；第四，具有相当的理论境界和批评锋芒；第五，中国美院具有与整个社会创意产业结合的天然品质。许江教授在发言中格外强调了中国美院视觉文化研究学科设置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他说，城市文化与视觉生产的现实复杂性问题宛如一张杂揉交叠的网。这个网实质上还处在一个不断拆解和重结的过程中。而我们如何在这样一张细密而又变易的网中厘清问题，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本次研讨会举办的目的，也是设置视觉文化研究方向和专业的目的，甚至是随着城市化发展、视觉文化流变的几代人的学术责任和目的。
约翰·奥涅斯教授做了题为“视觉文化研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讲演。他以渊博的学识，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发展，图文并茂地阐释了视觉文化研究和艺术史之间悠久而弥新的关系，并以自己当前正在从事的研究为例，描绘出视觉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与会学者借用各种例证，从城市文化与视觉生产的多角度契入，从荷兰到杭州到苏州的地域性分析，坚持了一种历史的联系和探究方式。荷兰城市研究专家伊丽莎白·碧艾芙在题为“Land.Water. Cities and Visual Culture:the Case of Holland A Sample for the World”的报告中，以荷兰的四座城市为例做比较，征引各种具体相关的社会生活和文献细节，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城市文化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王澍、李凯生等老师则分别做了“四种模式——现代建筑重塑城市记忆的四种可能性”、“视觉文化，还是现象物语”的报告。
他们鲜明的观点受到与会师生的关注并引发出一系列的争论和思考。约翰·奥涅斯教授在会后总结中认为，从传统艺术史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个角度讲，视觉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自身的优越性，即存在更大的包容性。但同时，视觉文化研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当它开始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学科时，却把理论建立在几个今天看来错误的理论上，比如佛洛依德的心理学分析、图像即科学的观念等。现在，假如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更具包容性和反思性，那一定是非常有前景的。约翰·奥涅斯指出，视觉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知识奠定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会更有意义。
结语
短短两天的研讨会落下帏幕，研讨会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而相关的思考和论争仍在继续。诚如曹意强教授所言，这次研讨会是成功的，因为它无法总结。这种无法总结恰恰是富于创造性的，它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活力，促使更多的学者展开探索。
附：研讨会背景
今天，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当代文化和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日常喧嚣的生产制作，随着技术和图像的奇观化结合，人们总是沉浸在大量复制、大量改变、各种形态的媒体、材料、空间的影像中，无从逃躲。图像，成为社会文化之间一种复杂而交互作用的综合体。同时，生产、机制、媒介、仿像、现场、话语、意识形态等概念，也逐渐共同构成了一个讨论艺术与视觉问题的全新视野。因此，19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中出现了图像转向，视觉文化研究也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与专业开始应运而生。
1980年代晚期，视觉文化的概念被广泛讨论，并于1990年代蔚为风潮。为深入探讨“视觉文化研究”及其相关的学术资源，中国美术学院筹划于2008年10月25日、26日在中国杭州举办“城市文化和视觉生产——视觉文化的问题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来自英国、荷兰、香港、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中央美院、北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文化批评家约三十多人，共同探讨如下四个论题：美术史的视野与视觉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和当代文化情境；城市文化和视觉生产；视觉文化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中国美术学院于2003年建立展示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人文学院则同步招收视觉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经过多年筹备，中国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系（Department of Visual Culture Studies）启动，下设：艺术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中心、当代视觉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视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国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系具有自身天然的学科优势。其一，具有得天独厚的美院艺术氛围和艺术实践经验；其次，区别于一般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研究，具有丰厚的艺术知识学基础；第三，拥有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艺术方法论体系；第四，具有相当的理论境界和批评锋芒；第五，中国美术学院具有与整个社会创意产业结合的天然品质。我们期待，在国际与国内视觉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显学而又稍显混乱的状态中，此次学术会议能够厘清其知识学谱系，深入到视觉文化的当代文化情境，充分意识到中国本土文化境遇中面对的问题，寻找其丰富而有效的研究思路与实战方法，建构起学科建设的相关方案，以此推动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