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萌在2005年写了一篇《关于“黄漂”——一种人群的存在》不仅正式从批评的角度关注“黄漂”一族，也经过长时期的调查访问对于“黄漂”的概念及其组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当时我便和田萌交流过关于“黄漂”研究意义这个问题。他在写了那么一篇调查报告式的文章后，本来还想做一系列的活动，如围绕“黄漂”做展览，开讨论会，目的就是想关注这一类人的艺术生存状态。我认为“黄漂”的存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与“北漂”、“海漂”等相提并论。因为“黄漂”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种艺术权威群体对艺术家的吸引，当然还有艺术权威群体所附属的利益。早在田萌发表前面
文章稍晚一些我便发表了一篇《“黄漂”还能漂多久?》来探讨这个问题。
王志亮最近的文章《“黄漂”的失落：一种亚文化的生存危机》一文中谈到我的观点时说“耿继(纪)朋在文章《“黄漂”还能漂多久》中说，‘黄漂’因为川美而存在，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实质上是因为川美的这套运作体系而存在。川美这个运作体制所具有的强势话语权，使得‘黄漂’完全失去了反思的能力，他们已经不再思考自己的艺术是否应该有别于黄桷坪的大趋势，而是思考如何才能被这个大体制接受。”其实他只注意了谈到“黄漂”与川美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关注我在此基础之上提升的概念“艺术权威群体”和“艺术权威群体所附属的利益”。我前文主要探讨川美主体搬迁大学城对于“黄漂”存在的影响，经过两年在重新来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当时认为的危机感，这一方面与川美继续存在于黄桷坪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黄桷坪自身的魅力有关。
“黄漂”不同于“北漂”和“海漂”，其实在央美、国美、西美等任何一个美院周围没有一群“漂”着的人们呢?为何“黄漂”却能脱颖而出呢?这些问题都是研究“黄漂”应该首先回答的。“黄漂”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只是较为典型的个案。一方面和川美的传统有关，冯斌先生在《“黄漂”漂进美术馆》一文中把“黄漂”的历史推到“陈文波、何森、赵能智”等人，刘涛在其《黄漂的前世今生》一文中也是追溯与此。田萌的文章重在对于“黄漂”层次的分类，按其标准而言张晓刚、叶永青等人才是当下“黄漂”的始祖。川美的学统有开放和多元的基因，但是对于学院而言也有不可避免的官方色彩，我有一次与叶永青先生谈到川美在他们求学时代的教育模式，他感慨的说到学院对于他们的认可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的。学院的制度如何，也要看学院的管理者的定位，人是操作制度的主宰。笔者认为“黄漂”尽管有罗中立先生在重庆美术馆“黄漂”展览前言中所说的“‘黄漂’们的‘漂’是一种生活状态的‘漂’，而非创作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精神状态的“漂”也是不可忽视的。田萌在分析“黄漂”时也谈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和黄桷坪的环境有关，城乡结合部的山城角落有着电厂的两个大烟筒，物价普遍上涨的今天这里的消费是没有成名但是又抱着画板的艺术家们可以接受的，生活节奏看交通茶馆加水的频率就可以明白，棒棒和艺术家吃着同样的饭还会互相体验生活，废弃的工厂仓库被几个人廉价的租下来，尽管有时隔离开来的小间会没有窗户，……
“漂”着的生活状态也伴随着“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是最接近于文艺女神的状态，所以创作的时候也可能是“漂”的，但是作品却不是“飘”的，一种生命的厚重感却是沉甸甸的。我没有看重庆美术馆的作品，不知道是否如王志亮所说“‘黄漂’通过展览集体亮相，终于给自己贴上了‘媚俗’、 ‘卡通’、 ‘大头小妖怪’的标签。”我原来担心的是环境的隔离，但是随着坦克仓库的开放，“11间”、 “501”仓库等一批艺术空间的出现，直到黄桷坪变成涂鸦街，我知道“黄漂”的存在没有了环境危机，因为政府对于政绩的需要，商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和艺术家名利双收的理想是不谋而合的。王志亮的文章《“黄漂”的失落：一种亚文化的生存危机》担心“黄漂”的被“收编”而丧失“前卫性”，我认为大可不必的，因为“黄漂”始终是一个混合体，从身份上而言包括川美的师生、毕业生和依靠川美而存在的艺术家们，从创作上而言不仅是良莠不齐同样是百花齐放的多种风格。
展览对于作品的选择永远是策展人结合了他的需要而进行，无论是学术的目的还是商业或其他目的其本质并无太大区别。作品在展览之前已经存在，在展览之后仍然存在。艺术家的创作固然不是独立的，但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是依据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聪明的艺术家是把作品和社会需要联系起来的，但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完全被操纵的。市场的导向不可忽视，但是提倡和打倒同样是指导艺术家的创作，批评家在这里面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合谋还是孤立的选择同样使艺术家陷入一种思考。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批评在一篇文章中只是发出一个人的声音。选择什么，放弃什么，策展人在盘算自己的计划。参与什么，躲避什么，艺术家的选择在苦恼中指导创作。一个展览已经存在，批评的只是展览本身的一切信息，对于“黄漂”这个课题我们仍然应该回到一个平和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展览只能是为“黄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至于“黄漂”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是否能够在艺术史的范畴探讨，我认为从“‘黄漂’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种艺术权威群体对艺术家的吸引，当然还有艺术权威群体所附属的利益。”这个角度上研究是有典型的个案意义的。
艺术家的作品在创作出来之后如果进入评价系统，自然不能绕过观众、学术、社会、经济四大评价系统，途径多数是通过展览，而展览有由于属性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官方的展览首先需要的是观众和社会两大系统的接受，美术馆和川美的关系又不可避免的引进学术评价系统，但是对于“黄漂”的展览而言其作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市场，即受经济评价系统的衡量。王志亮的文章是从自身学术构建的基础之上否定了此次重庆美术馆“黄漂”展览的学术价值，但是边缘并不等同于前卫，其所重视的作品的学术性评价是否被认可也是未知的。笔者由于没有亲自看到展览所以在这里仅仅肯定其对于“黄漂”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至于对于“黄漂”艺术家而言可能更多的是肯定，因为大多数“黄漂”艺术家纵然对于官方的体制或炒作的主流有着什么样的不满，一旦被认可还是可以转化态度的。起码，此次展览对于参展的艺术家可以带来简历上光彩的一笔和随之而来的画商们，这样他们的生活或许会在物质上有所改进。未被选中的艺术家同样会因为未被选中而吸引另一种目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至于谁能够保持某种前卫性大概应该这些艺术家们自己掂量吧。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