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杨少斌怀揣数千元人民币，离开河北唐山的工厂，来到北京圆明园。从一个有职业的工人阶级变成为艺术出走的盲流艺术家起，杨少斌就不再考虑风险和代价。如今功成名就之后，杨少斌还是不断从自身挣脱出来，探索有悖于潮流的艺术道路。也许短时间并不被看好，但杨少斌相信：“做艺术要给自己意外，才能让别人意外。”
要过称得上“生活”的生活
我来北京时28岁，等于离家出走，年轻胆大什么都不怕。现在回忆起来，最快乐的还是圆明园的那个时候。社会上对这帮称为艺术家的人看不透，反而宽容，艺术家自己也觉得自己应该如此“放浪形骸”。生活很穷，但不是苦。
我喜欢看凡高、高更的自传，“人的一生能够怎么过？什么才是称得上‘生活’的生活”，这些问题只有在圆明园这种小乌托邦里可以找到答案。
90年代初，玩世现实主义风格从圆明园兴起，玩笑、泼皮、无聊、嬉戏，种种标签根植于集体主义的消解和英雄主义信仰的失落现实中。在圆明园类似集体主义的“小乌托邦”环境中，杨少斌也画带有嘲弄扭曲笑容的人物，尤其是嬉笑着扭打的警察混合了更强的政治意味，成为他早期作品最有代表性的风格。但杨少斌生性紧张不善言辞，对周遭现实敏感多思，尤其少年时代生活印记使得他对人内心深处的暴力本性和英雄主义不能释怀，难于真正的“泼”、“玩”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