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为期5天的佳士得香港春季拍卖落下帷幕，总计32.2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5.7亿元）的成交额，给整个香港春拍季增添了浓重的一笔。相比4月同为行业龙头的苏富比香港春拍26.9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1.6亿元）的总成交额，佳士得在此次香港春拍表现不俗。
“黯淡”的“明珠”
回顾此次中国香港佳士得整个拍卖周，几乎都是由私人珍藏主导。藏家不单见证了逾60个拍卖纪录于多个品类中诞生，香港佳士得更刷新了亚洲珠宝拍卖史上的新纪录9.1亿港元（约合7.25亿元人民币）。中国内地买家持续活跃，而来自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的藏家亦于为期5天的16个拍卖中争相竞投。
“佳士得专家团队于今季搜罗多个私人收藏系列，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接触全球重要的私人收藏的平台。这些系列均获藏家青睐，其中孔祥熙家族珍藏及奉文堂珍藏的表现最为亮眼。佳士得亦刷新了亚洲区内最高的珠宝拍卖总成交额，以及全球最高的手袋拍卖总成交额。同时，56个艺术家的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也相继诞生，其中不少亚洲艺术家的作品更是首现拍场。整个拍卖周印证了亚洲藏家对顶级艺术及收藏精品的高度热情。”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这样说。
然而不俗的战绩，似乎并没有给中国香港这颗“明珠”带来多大的关注度，由于正值北京春拍季，行业内的关注点基本都集中在北京，反而对香港“战场”并没有给予太多的眼球。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季涛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我没有过多关注佳士得香港春拍的情况，首先它没有像4月份嘉德、保利的香港春拍那么‘热闹’，没有出现一些大的新闻；其次是大家的关注点都被北京吸引过去了。”
的确，相比4月份香港苏富比、嘉德、保利的春季拍卖，佳士得在时间安排上与之拉开了距离，也许是考虑起到压轴的作用，总之在上一轮香港春拍过去的一个月以后，佳士得才缓缓拉开帷幕，走上舞台，接受市场给予的阶段性检验。
似乎就像一个成绩不错但却不讨老师欢心的学生一样，佳士得在这个相对尴尬的时间节点遭遇了北京春拍季，面对中国嘉德北京春拍的两件过亿书画拍品的出现，以及北京保利还未开始就已名声大噪的估价10亿的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佳士得也只能守着相对不错的成交总额，淹没在其他拍卖公司创造的“新闻”之中。
亮点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市场的主题是资本，无论何时，营利才是主要目的，即便在缺少夺人眼球的明星拍品的情况之下，佳士得仍能保持相对较高的成交额，其多年打造的品牌效应和公司发展的战略策略也许才是背后最大的功臣。
泛抽象=泛亚洲？
品牌效应自不必多说，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老牌拍卖公司，总会是一些藏家进行艺术品交易的首选地，即便是在艺术品市场持续低迷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说一句：冲击固然存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而单靠品牌效应不可能支撑一个拍卖公司在逆流中不被淹没，自2011年起提出的“泛亚洲”策略可以说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4年前的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遭遇了“刺骨寒冬”，业内人士理性地称之为进入“调整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佳士得首次提出针对现当代艺术领域的“泛亚洲”策略。
佳士得亚洲区副主席、20世纪及当代艺术部门主管张丁元曾在采访中表示，制定“泛亚洲”策略，或者说是“泛亚洲抽象”策略，主要目的就是想用这个新的主题对亚洲艺术市场进行再扩张，从而使之与世界接轨。在他看来，“若要将亚洲艺术与西方艺术衔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相同的主题，而在美术史上，战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兴起，让很多亚洲国家的艺术家参与进来，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到东方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的对比，能够架起与西方收藏家沟通的桥梁。”
从制定“泛亚洲”策略至今的4年时间里，亚洲现当代艺术部分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该策略的应用，也在不断进行深化。以这次香港佳士得春拍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夜场拍卖的情况为例，抽象作品的上拍量占据总量的2/3，中国部分以赵无极、朱德群为主，共计19件作品。在8件赵无极的上拍作品中，一件流拍，5件成交价在千万港元以上。
“我们最开心的是看到在‘泛亚洲抽象’的策略下所取得的成绩。”张丁元在接受采访时说，“抽象艺术是这几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收藏主流，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看到这个策略的成功。”
从佳士得自身来看，对于“泛亚洲”策略所带来的结果是满意的。然而一个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能够奏效，必然不能忽视其潜在的局限性。20世纪抽象部分表现好了，依然还有具象部分以及当代部分，如何平衡亚洲现当代艺术，甚至是亚洲艺术市场整体发展的全面性，不是单靠一个公司的某一个策略就能完成的。
就像季涛所言：“佳士得运作现当代艺术是没有问题的，它依靠公司自身的品牌，带有一定的引导性，但这并不带有普遍的意义。我认为想要继续深化该策略，将是一件长久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