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工
美展与擦身而过的感悟
记者：你是第二届青年美展的参与者，你觉得第二届青年美展对你的艺术生涯有怎样的意义？
何工：说不上特别的意义，那时年轻人对外界好奇而又所知甚少，尝试着“现代”，其实多数参展作品只是触摸到一点所谓“形式感”的东西，我的也不例外。后来一度在国内艺术家口中经常用一个很糟糕的词叫“变形”，差不多就是从那个展览开始的，许多参展者后来误入歧途。
记者：王林先生曾经说过你与“85运动”擦肩而过，你觉得是这样吗？
何工：如果说85运动是指当时的一些具体活动的话我的确没有参加，因为我86年去了美国。不过另外一种说法称“85思潮”，我在思想和精神上算是思潮的参与者，那时以国内几个青年艺术群体为表征，如饥似渴、狼吞虎咽、无知无畏地拿来并实践。
海外经历后的成长
记者：你86你年去了美国，你认为在国外生活得到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何工：当时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大概半年之后就出国继续深造，大概一年半多。尽管我们那时年轻，非常向往知道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客观的说，二十几年前中国的信息还是很封闭。到一个不同文化的国家往往会经历大的文化冲击，我去的教会学校反而比中国更保守。那时我们看到的杂志很有限，唯一能看到的一本外文刊物就是《国家地理》，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每天都会发生什么最新的情况？我是八六年八月份去的美国，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基本的生活会话和学术交流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理论课上却听上去很吃力。教会学校在生活方面是非常保守的，但在教育方面和美国的其他学校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的教育方式和中国的相比，有很大不同甚至误读。或许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沟通，不是很顺畅造成的原因，两个国家对一些专业名称上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西方教育跟中国的教育差别，是我们特别重视技术上的训练，而西方更注重的是学生自身个性上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上的培养。现在看来那时的好多经验、经历对我来说都是最宝贵的。
记者：那时的青年精英都向往留学海外而能成行者却是少数，到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为数很少，多数认为出国使他们的价值得到实现，你怎么看待艺术家在国外的游离状态？
何工：假如你所说的“价值”是指财富上的收获，那么我肯定是个反面教材。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我个人倒觉得是有收获的。我获得了选择的自由，自由也成了我的至上选择。当然也要为选择付代价，比如说没人愿意清贫但你要因为你的选择而忍受它。你不得不信守一些意念，不至于面对得失时就轻易放弃。这还不只是在精神上，为此你要随时准备做出牺牲，虽然有时看上去是以逃避的方式。
记者：你第一次回国举办个展是在04年，随后的有一些展览中你的身份都被列为“海归”派代表，你觉得自己在艺术造诣上与国内画家的区别在哪里？你的艺术从语言到观念的特点在哪里？
何工：“海归”或者“本土”的说法在我看来主要是策展人为了便于说事儿所采取的策略，假如说有哪些区别的话应该不是“海归”与“本土”的区别，而是我与他人的区别。有海外生活经历的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比“海归”更大胆地直接模仿西方当代名人的方法。我不习惯在规则下工作，从个人艺术上看，我至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有，对抗流行的特点。语言方式上是反动的，反审美、反技术、反精致，观念上始终以批判为基点。
记者：你觉得当代艺术批判的实效性是怎样的？批判的意义是什么？
何工：当代艺术的批判所带来的实效性肯定是不可磨灭的，批判的意义是批判还在场！否则当代艺术便会彻底死亡。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但是现在所说的“当代艺术”是对真正当代艺术的侮辱，艺术圈里多数人是票友。他们的先锋性、反叛意识、艺术方法贡献与他们无关。在我看来圈子里主要提倡的商品意识，很容易就把“当代艺术”搞成名利场和生意经，这本身就是需要自我批判的。
风格多样也是一种风格
记者：从你早期的油画《往事依稀》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语言风格一直在变化，至今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这一点跟国内多数成熟艺术家有些不同，你怎么看？
何工：我情愿永远不要这样成熟下去，一是我始终年轻，二是我始终自由。我没有在某个“卖点”上被符号化，实在是我的幸运。
记者：除了架上作品你也做装置，最近又做起了行为艺术，你近来的绘画和装置作品使用废金属、牛粪为材料，一般而言这不是艺术手段的常态，你怎样看待这种反常态行为？
何工：我是反动的，主流的非常态就是我的常态。其实我在二十多年前就与他人合作做过行为艺术。最近的行为艺术严肃而又无目的，我在美国东边的大西洋看了一眼大海，非常感慨，接着就开车横穿美国到西边的太平洋看了一眼大海，还是很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