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A Estrada/Mexico/Bendigo Art Gallery
我的SUV汽车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弗里达·卡罗形象的空气清新剂，但香味早已消失殆尽。我大概是觉得，在这样的车里挂上弗里达·卡罗的形象，是一种很不错的视觉并列，也是一种性别化的占领方式。
几年前我买了这个挂件，那时候，弗里达·卡罗的形象已经充斥在零售行业，她的形象版权被卖给了服装品牌Mango和Princesse Tam-Tam、文具品牌Grupo Erik、瓷器公司Lladró、蜡烛公司Flamingo、礼物公司Temerity Jones、电子装饰生产公司Ecell和芭比娃娃生产公司Mattel。
现在已经买不到同款的弗里达·卡罗空气清新剂，但离我家不远的一家新商店正在出售弗里达·卡罗形象的化妆包。街对面的本迪戈美术馆(Bendigo Art Gallery)正在举办弗里达·卡罗作品展览“她的照片”(Her Photos)。展出的257张照片包括弗里达·卡罗自己拍摄的作品，也包括当代艺术家曼·雷(Man Ray)和彼埃尔·维尔(Pierre Verger)的作品。
展览明确地展现了弗里达·卡罗的政治信仰。这些照片有的展现了墨西哥原住民的简单生活，也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照片，这位大人物曾和卡罗及其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卡罗死后，里维拉曾用苏联共产主义旗帜盖住她的棺材)。问题是：卡罗这位反资本主义者——她自己1932年的画作《美墨边境的自画像》将墨西哥土生土长的花朵、文物和福特汽车工厂冒烟的烟囱作对比——她是否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商品化?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她的形象的批量生产可以与1980年代的切·格瓦拉海报和T恤相比，格瓦拉的女儿称之为对父亲社会主义理想的公然诋毁。另一方面，卡罗从小到大，一直为她的父亲和其他摄影师做模特，从当代的角度来说，她已经创造了一种个人品牌。
为父亲绘制肖像，吉泽尔.弗伦德（Gisèle Freund）拍摄，1951年
图片来源：A Estrada/Mexico/Bendigo Art Gallery
所有成功的品牌都会将其理念浓缩为一点，弗里达·卡罗公司为她的形象授权，并把一部分收入捐献给致力于改善女性和儿童生活环境的慈善组织。网站首页写明了其理念：“本品牌致力于塑造一个女性榜样，一个强大的女性形象。”
正因为如此，弗里达·卡罗的脸成为了现代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在购物网站搜索弗里达·卡罗的名字，就会得到15456个未授权产品的搜索结果。一件生产于保加利亚的T恤上面写着“女孩力量”，一件套头衫是“你送给任何想要支持、激励、赋权的女性的完美礼物”，一个手机壳名字就是“女权主义者手机壳”。
有时候传达的信息并不是那么明确。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2018年的弗里达·卡罗物品展览开始之前，特里莎·梅(Theresa May)就在参加保守党2017年会议时戴着印有弗里达·卡罗自画像的手镯，让英国《每日电讯报》猜测“特丽莎·梅戴着的弗里达·卡罗手镯可能传达的四件事”。
本迪戈美术馆的商店里售卖弗里达·卡罗马克杯、立体透视模型、抱枕、花瓶、日历、被子、耳环、帆布包和药盒。资深策展人利安娜·菲茨吉本(Leanne Fitzgibbon)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弗里达·卡罗显然理解自画像的力量，也通过她一生的画作、电影作品、公共活动来建构和控制她的形象。我希望通过她的作品来传达她对墨西哥文化的热爱、她类似于战士一样的强大力量、她克服逆境的能力，她应该会满意于看到她的形象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
罗斯的弗里达·卡罗展览纪念商店中浏览印有弗里达·卡罗图像的帆布包
图片来源：Valery Sharifulin/TASS
毫无疑问，这与女性观展者对弗里达·卡罗的看法也有很深的联系。1989年，女权主义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Guerilla Girls)就创作了一幅“女性需要裸体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的海报，指出“现代艺术展区只有5%的作品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而85%的裸体画作的主角都是女性”。
杰姬·东奇-波西米(Jacqui Donchi-Berthaume)从澳大利亚埃楚卡(Echuca)来到本迪戈美术馆参观展览，她在艺术院校念书时知道了弗里达·卡罗。“我当时每天都沉浸在勒内·马格里特、杰克逊·波洛克、安迪·沃霍尔和爱德华·蒙克的作品中，了解到一位女性艺术家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她认同策展人利安娜·菲茨吉本的说法，认为弗里达·卡罗很可能会认同自己的形象得到大范围量产的做法。“我们倾向于认为她是一个偶然的偶像，但弗里达·卡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说，“她取得了全球性的声誉，并忠诚于墨西哥民俗和图像研究。尽管她是一位硬核的反资本主义者，但她应该会优雅地接受自己形象的大范围量产，就像沃霍尔和大卫·鲍伊一样。这是后现代带来的成熟影响。”
路易丝·萨克斯顿以里维拉为灵感的艺术作品《裸体和花朵》
图片来源：Gavin Hansford/Louise Saxton
同时，墨尔本人瑞秋·博尔思(Rachel Boyce)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她和母亲在1990年穿着墨西哥式外套在南澳美术馆(Art G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参加澳大利亚首次举办的弗里达·卡罗展览，她们还参观过弗里达·卡罗位于墨西哥市的住所“蓝色房子”(La Casa Azul)。“谁不会受到她的影响呢?”她说，“弗里达·卡罗是一位双性恋、残疾人、长着胡子和一字眉、总穿男性服装的有色女性。她是一位极为出色的时尚榜样，推崇农民服饰和传统面料。而且她是一位出色、敏感的艺术家。”
有几篇文章将弗里达·卡罗称为“自拍女皇”，但瑞秋·博尔思不喜欢这个称呼。“自画像和自拍并不是一回事，这种解读是把弗里达·卡罗放在了卡戴珊的时代漩涡，进行过分简单化的解读，”她说，“我认为弗里达·卡罗更像是米尔卡·莫拉(Mirka Mora)，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有些艺术家把弗里达·卡罗当作是创作的灵感，而不仅仅是挪用她的自画像。墨尔本的丽兹·琼斯(Liz Jones)为贝蒂·乔设计公司(Betty Jo Designs)工作，设计了卡罗形象的墙纸。“我的设计是为了致敬她独特的形象和杰出的艺术遗产，”她说，“我对弗里达·卡罗的形象变成一种商品有所警惕，从浴帘到连体衣上都印着她的自画像，她作品背后的个人意义已经被抹除掉，她的个性被稀释成了一种供大型量产的设计概念。”
另一位墨尔本艺术家路易丝·萨克斯顿(Louise Saxton)在她的作品《裸体和花朵》(Desnuda y Flores)中重新解读了迭戈·里维拉1944年的画作。“在我的作品中，一层又一层的古典蕾丝和上百个别针指代的是弗里达·卡罗受伤的脊柱和盆骨，以及她成年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困境。”她说。在她的另一幅作品《卡罗之后的弗里达》(Frida after Kahlo)中，路易丝·萨克斯顿给卡罗赋予了浅浅的细眉。这幅作品是对卡罗1946年《献给马特·R·戈麦斯的自画像》的重新解读。
“我从来没想过要买帐弗里达·卡罗的商业形象，”萨克斯顿说，“她接受自己的公众形象，似乎也喜欢看到她的形象被量产，但我确实想知道，对艺术家身体的这种商业化，是否曾经或将会发生在一名男性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