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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耳自画像》1889年 文森特·梵高 51×45cm 现私人收藏
在梵高的自画像中，他永远是孤独一人。在这幅画中，梵高努力通过色彩和吊烟斗的神情隐藏自己被伤痛折磨的痛苦。虽然样貌和穿着有了些许改变，但在所有的梵高自画像中，他却拥有着相似的眼神，那么茫然，却又那么清冷犀利。在这样的眼神之中，始终让人感受到这位不朽的画家内心深处的孤独，他的眼神似乎是在向世俗求助，而又好像在倾诉着什么，却从来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梵高和他的目光一样，从来都是那么坚定、另类，从来都没完全融入世俗的生活，直到最后在精神病的折磨下痛苦自戕。
《基督降架》 彼得·保罗·鲁本斯
鲁本斯在《基督升架》完成后，相继创作了同样的祭坛画《基督降架》。基督被钉死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上，亲友和信徒们络绎不绝地来悼念他。有一位叫约瑟的亚利马太城人，受众人之托求见罗马祭司彼拉多，允许埋葬基督的尸体。《基督降架》就是描绘这个情节。画家以强烈的明暗对比，卡拉瓦乔式的聚光法布置画面，人物组合成对角线式安排：基督的尸体处于中心的亮区顶端，那位老者用嘴含着布，托着基督的臂膀，他就是信徒约瑟。承受降下基督身体的穿红袍者是约翰，对应的那位长胡子老人是彼得；抬手扑向基督痛不欲生的是圣母玛利亚，那位虔诚而多情地捧着基督脚的是抹大拉。在这幅画中没有激烈的人物动势，没有强烈的激情，只有充满崇敬的爱和深沉的哀伤，画中人物被黑暗所包围，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好似山川大地也为基督的死而默哀抽泣。
《马拉之死》1793年 雅克·路易·大卫 165×128.3cm 现藏于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
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领导人之一马拉刚刚被刺的惨状：被刺的伤口清晰可见，鲜血已染红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药液，握着鹅毛笔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凶手递给他的字条，女刺客夏绿蒂·科尔代是利用马拉对她的同情趁其不备下的毒手，我们还可以看到丢在地上的带血的凶器。在浴缸的旁边立有一个木台，看来，这就是马拉办公用的案台，“案台”之上有墨水、羽毛笔、纸币和马拉刚刚写完的一张便条：“请把这5法郎的纸币交给一个5个孩子的母亲，他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画家有意将画面的上半部处理的单纯、深暗以突出下半部的客观写实表现，同时，加强死者身体的下垂感和这一令人震惊愤慨的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压抑、憋闷即莫大的悲痛之感。马拉工作的木台有如纪念碑一般，使画面产生了一种凝重、庄严的气氛；尤其是木台的立面画家精心安排的法文：“献给马拉”有如石碑上的铭文。这简洁、严谨、明晰、理智的表现手法以及这深入、具体、真实再现细节的刻画，反映了达维特对马拉的无比敬重之情。同时，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古典主义的盛行以及人们渴望寻求一种时代所需要的理想的英雄主义精神。
《死神的胜利》1561年 勃鲁盖尔 117× 162cm 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大概从1556年起，勃鲁盖尔的绘画内容从他主要对社会上狂妄、贪婪与残忍行为的谴责，发展成为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思索，这就迫使他更多地采用一些幻想和虚构的手段。《死神的胜利》，与他另一幅同一类型的作品《疯狂的格丽特》，合称为“幻想画”的姐妹篇。是对社会上一切贪婪之徒的曲折写照，全画也对宗教法庭的恐怖政治进行象征性控诉。背景是一片狼烟烽火，大地呈现出一种血红色，到处树立着绞刑架，土地荒芜不堪，连巨大的老树干也枯萎了，死神——成群结队的骷髅，正向着村镇而来。鬼要杀人，成了中世纪不可避免的灾难之一，可是人们还在徒劳无益地试图到标有十字架记号的庞大捕鼠器里寻找“避难处”。左边有一辆铁甲车式的载器，上面满装着白衣教士， 他们打着十字旗号，是魔鬼不敢问津的“天使”，在观察这一群可怕的不计其数的牺牲者。
《自我》1991年初次制作 1996年重新制作 马克·奎安 4.5升血液 重新制作品现私人收藏于美国
《自我》是奎安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抽取了几品脱自己的血液，冷冻后做成自己的头部模型，放置在制冷箱里保存和展出。这里，奎安重新阐释了一种艺术化的自我肖像手法，选择以一种真正形式化和生理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他好像将这一传统手法运用到死亡面具，即死人的面部模型的制作当中。
《自由领导人民 》1830年 欧仁·德拉克洛瓦 260×325cm 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这幅画反映的是1830 年“光荣的三天”事件，是继哥雅之后的第一幅关于近代政治的画作，显示了画家参与国家政治事件的决心。从这点来看，他和戴维一脉相承，但是这幅画却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有着鲜艳的色彩、强烈的明暗对比，和生动细腻的表现力，画面传达出的讯息发人深省，使观众彷佛身历其境。德拉克洛瓦并没有参加 1830 年的革命运动，但他是国民卫队的成员。因此他把自已画成在自由女神右侧的人物，一个头带高帽、手持长枪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人认 为，自由女神左边的少年，就是维克多．雨果在三十年后写的「悲惨世界」中，描写小伽弗洛生的形态 ﹞
玩的就是血腥
暴力艺术的精神分析 冯原
当精神分析学打开了我们的意识黑箱之后，人性善恶的争论便嘎然中止了，因为人们明白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文明人的潜意识深处，仍然潜藏着暴力和嗜血的冲动。这些佛洛伊德称之为“本我”的原始欲望，使我们的“自我”变得紧张而脆弱，在“自我”和“本我”的无休止的斗争中，道德的自我并不总是成功的，当“本我”从“自我”的钳制中突围出来，便是人性中的恶露出狰狞面目的时候。幸好佛洛伊德给出了一个升华的概念——借助于某种活动，被压抑的恶欲得以转化和上升为创造性的精神成果，使我们对人性不至于完全绝望，要知道，一种最受推崇的升华途径就是艺术活动。
自从文森特-凡高割下了他的耳朵之后，艺术便成了疯颠的代名词，艺术天才的“非常规”行为成了创造性的伴侣，艺术的升华作用似乎也得到了应证。人们有理由去设想，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愿望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就很可能避免了二十世纪那一场巨大的灾难。事实正好颠倒过来，希特勒那些糟糕的建筑水彩画没有能拯救他的充满暴力冲动的灵魂，结果导致了独裁和战争。善良的人们一定会祈祷，这个世界还是多一些艺术家吧，哪怕他们行为怪异或骇世惊俗也罢。
如果说艺术确实能够救助灵魂，其手段并不是要用超我的道德去压制恶欲，而是要让欲望渲泄出来，使它凝结成恶欲的象征形式。于是，在不伤人的艺术象征和伤害人的恶行之间，一些行为艺术家一直试图刺破两者之间的界线，用艺术行为挑战道德底线的做法在几年前的“吃人”事件中达到了顶点，某些行为艺术家用尸体做艺术，甚至“吃”掉死婴，这种几近伤人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社会的愤怒，当然，这种是艺术非艺术的形式也使得人们重新去思考艺术的暴力和真实的恶行之间的异同，人们又不得不回到精神分析学的起点上，佛洛姆曾经指出过希特勒具有“恋死癖”的变态心理倾向，那么吃死婴的行为最起码又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创口，使高尚的“艺术”笼罩在嗜血和死亡的阴影里。
反暴力本来就是艺术创造的原生动力之一，纳粹德国空军对西班牙小镇的狂轰滥炸激起了毕加索的悲愤，促发他创作了著名的《格尼卡》，当德国占领军的军官在参观这幅杰作时，毕加索冷冷地说：那是你们的杰作。在持续的和平年代里，我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一代，他们生活在迪斯尼和宫崎俊创造的卡通世界和偶像剧带来的梦幻之中，可是，当街头的俊男靓女们开始悄悄地玩起一种新的??物玩具——各种表情可爱却带着暴力暗示的小熊娃娃时，人们可能会对这种被称为血腥设计的潮流感到吃惊和迷惑，从外观上来看，暴力熊是由一个神态可掬的熊宝宝和一对沾着血迹的长爪牙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颇为矛盾的符号隐喻。仿佛柔顺可爱的神情可以软化嗜血的暴力冲动，或者反过来说，暴力本身变成了温柔的伴侣。这使我们很难不联想到人性中施虐和受虐的双重欲望，不过，当嗜血的暴力冲动被饰以一种卡通化的伪装并在全球流行之时，我们更应该去注意流行文化背后的大众心理以及时尚潮流所制造的亚文化现象。在这方面，巫毒娃娃更有代表性，它源自一种出自于非洲，并在美洲流行的巫术，在亚洲市场却被包装成一种仪式化的神话道具。一时间，诅咒、法术和暴力构成了一个卡通化的“本我世界”。用布条做成的鲜血玩具被新潮的小女生抱在怀里，这种情形肯定让道学家大跌眼镜；又让创新的设计师们受到鼓舞而趋之若鹜。
当年轻人争相追逐这些玩具偶像时，是否渲泄了人性中普遍的恶欲？或者由摆弄巫婆的仪式，以某种伤人的象征行为却达到了升华的目标？这些问题也许应该由心理学家来回答。不过，血腥能够成为时尚还是说明了当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以为，守住艺术或设计的底线是有必要的，一个吃掉小孩的鳄鱼可以成为宠物玩具，不意味着被战争伤害的儿童或矿难中丧生的矿工可以变成宠物；更不说明我们可以放弃普世主义的正面价值，即使是在艺术的象征世界里，让暴力的“本我”显现出来，最终还是要唤起反对暴力的善良和同情。
但愿那些血红的布条，虽然以血腥的恶欲出场，却能在游戏的情境中升华为人性中的爱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