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记”不是我蓄谋已久的展览，同大多数国人一样，作为围观者我以前从未真正关注过钓鱼岛。从六月份第一幅实验作品到如今整个展览的构思、创作、展出，只有三个月很短的时间。
之前，我还在憧憬着七月份的东京之行——五月份时我和秦风受国内某机构邀请去日本参加中日建交40周年活动，并将联手表演古琴与水墨的行为艺术作品，但随着日本购岛闹剧的愈演愈烈导致活动一再降格——最后，顺理成章的，我们正要办理签证时，被告之东京之行取消。
我从来没有想过钓鱼岛能与我有什么联系，我一直很超然地看待钓鱼岛争端，我以为政府比我们还不着急。
随后媒体披露，日本一批右翼分子悠哉游哉到钓鱼岛举行钓鱼大赛。政治家们的表演让我愤怒了，我愤怒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肆无忌惮，而是我们无可奈何。此后，如同演双簧戏一般，日本和菲律宾、越南以及世界警察——美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呱噪之音不绝于耳，忙得不亦乐乎。
老实说我不是一个轻易动怒之人，“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但我实在对自明代起我们前辈就称之为“倭”的友好邻邦难以释怀，于是我用八大的笔意，借鉴云林的构图，自嘲性地创作了一幅钓鱼岛的水墨画。
秦风先生看后觉得有点意思，说可以试着再发展一下。
这时我蹦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能否转借传统的水墨笔法，用当代的观念搞个钓鱼岛的主题性展览？
我拒绝艺术被政治利用，我不煽动激进的民粹主义，但我赞同用艺术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
通过阅读大量的资料，尤其对钓鱼岛百年主权之争的脉络梳理，我理解了钓鱼岛主权之争只是多桀多难的中国一个缩影和延续，如同宿命一般长期存在。当代中国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必须回到近代历史的原点才能看得清楚。
我终于明白了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领邦已经撕下掩饰多年友善的面纱，妄图把美国私相授受非法所得的钓鱼岛霸占变为既成事实——所以，当中国的民间保钓死士艰难突破日本军方的围追堵截登陆时，我看到的是岛上静候多时严阵以待的日本警察，我看到的日本人轻蔑地扯下中国旗帜，而中国勇士只能是屈辱地束手就擒。
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付日本之时，发端于中国台湾、北美留学生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已经进入了“后保钓时代”，我们应该有勇气效仿历代的民族英雄去“收复钓鱼岛”，而不是仅仅靠外交官的口水仗亦或是手无寸铁的民间人士的“主权宣示”。但我只是一个混迹于艺术圈的草民，有时候明白事理是一个很让人沮丧的事情，因此我只能从更超脱的层面上看，更多的是采用释家的理念表达我对钓鱼岛的看法。
我所有的想法都包含在作品中，本人不需要做更多的解读。
我想如果还有可能，在台湾、香港、澳门甚至东京、华盛顿搞一个全球巡回展览；如果还有可能，我愿意把作品拍卖以支持民间行动；如果还有可能，我以个人的名义特别邀请日本人到钓鱼岛观摩我的个展并与他们一起钓鱼观海……
最后，尽管累赘，我还是应该罗列对本次展览给予大力支持的朋友：北京当代艺术馆执行馆长吴震寰先生欣然担任策展人；哈佛大学秦风先生欣然出任学术主持；保钓先驱杨本华先生提供弥足珍贵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北美第一次保钓会议录音，让我们在四十年后首次聆听到那个振聋发聩、慷慨激昂的历史强音；我采用明代城砖作为装置材料即是受了梁长胜先生的启发，他徒步与我游走于北京旧城区的废墟工地帮我寻找合适的城砖；黄与群先生建议“钓鱼岛记”的文字用木刻字体，并对展览的每个步骤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我的老师、八十高龄的黄国强先生、钟正山先生欣然在我的作品上奋笔疾书；舒勇先生对装置展出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想法；王雁飞先生、范宝琪先生、牛宪锋先生、袁志华先生给予极大的帮助；洪金桥、戚彧、王皞、苏川等香山美术馆同事为巡展积极出谋划策；童雁汝南主持的杭州西湖当代美术馆无偿提供首展场地张罗统筹规划，香港博汇集团毕国栋先生雪中送炭为展览提供必要的资金赞助……所有这些都保证了这个展览的顺利展出。
但我也很诚惶诚恐，虽然我汇总了总多方家的意见，但毕竟这个展览是个很仓促的急就章，很多作品还比较稚嫩甚至粗糙，我不敢期冀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作为七十年代生人我不想表述太多，只能谨以此展，以艺术的方式，向发端于四十年前、风起云涌的民间保钓运动致以深深的敬意。
——李道柳
2012年8月26日北京
【编辑：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