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曾梵志、季大纯
舒可文
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说：“诗人自混沌中创造和谐”，这道理应该也能适用于各门类的艺术创造。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他自己的艺术世界的立法者，按照他的“法律”关照人、事、物，当然这种法律的特点是没有强制执行的能力，它所促成的也许是沟通和引导，引诱观者以想象的方式进入其中。但是并非艺术的从业人都能摆脱来自各种社会力量或现实生活的羁绊，获得这样自由的表达空间。
获得这样的自由空间有各种各样的途径，我们在周纯芽、曾凡志和季大纯的作品中能看到的是途径之一种，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着对所画对象的私人性热情，同时又有公共理解的方向。这是艺术中非常需要分寸感的地方，因为如果缺少公共理解的有效语境，这种私人性就会退缩为“私人语言”而变得毫无意义。
这是大的话题，虽然重要但无须多说。
说到他们作品中的分寸感，也可以在画面中的情绪中看到，在散漫与精致之间，复杂与平和之间，热情与清心之间有一种相互说明、相互安抚的协调。这都必须是在充满细节的画面上才得以容纳，哪怕是其中的留白也有清晰的作为。其实他们三人的作品没有任何风格、题材或观念上的类似处，相类似的只是他们大致都坚持了一种对所画世界的贴进和关照。关照和观察这两种待物立场所导致的巨大差别，在艺术作品中是很能看出来的。观察导致的画面没有理解和观看上的弹性，画面本身的可派生性也很弱，非常容易形成符号性强的画面。而关照所导致的画面上，所画之事之物都不是“他者”，所以都不会被结论式地定义，也肯定不至于被黑白分明地浮言待之。虽然他们的作品都看似散漫不羁，但你从中能清晰地感受到精细的分寸把握，有虚有实，虚实纠缠，并不去一一分辨，进退来去，皆无逻辑上障碍，这好象是中国古典诗词和水墨的自由之所在。
在当代艺术冲破藩篱的反叛和发展中，我们会遗忘和轻视了一些东西，当代艺术似乎有一种表画外之意的倾向，带有复杂的转义，画面本身和事物本身的内在活力会引导出的喜悦感越来越淡化。
吕澎说到周春芽画面上的那只叫做“黑根”的狗时，说他“放肆和借用了黑根的灵魂”，所以是一种“活力的内在性引导了他对笔触和色彩的使用，……进入了无目的的笔墨时期”。其实所谓无目的，也可以说是无诠释，因此他在创作时才如吕澎所说——“没有理论上的焦虑，放笔而去的过程就是自由心境的本身”。这种时候，画面出现什么，不是来自艺术系统的指引，而是所画对象的指引，所以在黑根之后，可以出现桃花，这曾经是黑根背景的一个片段，以后也可以出现别的。
李旭和赵汀阳分别在说到季大纯和曾凡志的时候，也说到了这样一种倾向。李旭特别提到季大纯的作品中很少用文学性的主题的长篇系列，画面形象在视觉方面的关联度也比较低，色彩和结构都是从一种绘画的动机长出。这是对绘画的还原。虽然在他的画里也有很多内容是很形式化的，但并不是作为形式化的元素被使用。以前我看到的评论里也提到过这一点，说季大纯的作品会涉及到很多历史题材，但并没有扩展为一种历史的解释。这似乎是想退回到历史直观当中最单纯的层面来体会事物和事件。赵汀阳以另一种方式解释了曾凡志作品对他的吸引，他说曾凡志作品中的世界是一种直观的世界，不是言说画家自己所知所觉，而是探索事物的另一种活法，想象事物自身的自在浪漫，让我们熟知的人或物转世而生，这样，画面中的形象就不再是表象，而是出场。当然他的画面仍然联系着事物的前生，却已经失去了当下的所指，因此超越了符号学逻辑的世界。通过影象的自由改造，达到影像自身的自由。
涉及到所谓中国传统西方文化，现代理念等等， 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生产中普遍会遇到的。但是他们三人似乎都不使用反艺术史，反西方，反现代或放传统、反社会的策略，因此没有政治正确的负担，无论是西方系统还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思路，在他们的思路中，这些问题几乎消失。
这个展览上的作品大概都回避了这些问题，也回避了诸如艺术风格，语言等问题，如果面对这些问题，这里的作品也有非常不同的对应和解决方式。不过，在这里所提出的主要是他们三人中呈现的一个共同点，是创作与性情之间的关联和对应。他们在作品中体现的焦点似乎都不在于解决纠缠中国艺术很久的语言问题，符号问题，社会分析，或时代声音等，虽然这些问题都会如历史决定论一样自然带出，但焦点不在于此，而是画面与事物之间的连接者，是去除了来自各种艺术理论或社会理论的性情直观，所以无论所画对象如果变换，其中都呈现出一种以静观动的直率、安宁的喜悦感。
从中可见，中国的艺术趣味正在发生某些变化。
【编辑：虹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