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成功的艺术家、商人、教授、策展人、批评家，他也是艺术的游戏家，人生的独行侠。当经历了艺术最好和最坏的年代后，他用看似简单的“鸟作”讽刺和调侃艺术。他说这是艺术家的权利，就像杜尚。
什么样的艺术家可以超越艺术？比如随时随地，用一支笔，一种颜色，涂鸦似地画一些线条、符号或者鸟，然后就能做个人展览，就能被视为当代艺术典范，就能在拍场拍出百万元高价，就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追捧。
如果这是超越艺术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中国，叶永青算是一个。
人称“叶帅”的叶永青，1958年出生于昆明，198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经历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裂变，90年代当代艺术的崛起，以及2000年后艺术市场的风起云涌，现在的他不仅是著名艺术家、策展人、美院教授，还是创建上河会馆的商人，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极具才情的诗人，以及行走世界的侠客。
当然，他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称号—画“鸟”的艺术家。在他北京、上海、大理的工作室里，大大小小的涂鸦式的鸟随处可见。“我的时间现在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是用最简单的一支笔、一个颜色，来表达画面非常简洁但含义复杂的作品，”叶永青这样解释画鸟的动机，“我觉得这就像是玩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结束，工作和生活的转换像电视频道一样可以调节，即使20分钟后要去机场，你马上可以放下画笔去收拾行李。”
按照叶永青的说法，他现在的创作就是一种完全没有想法的状态，画鸟和画一个圈或者点没有区别。但他也补充说，“几乎所有人都会掉进一个陷阱，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鸟都很有想法。‘鸟’在中国汉语中是一个很多义的东西，它一方面很儒雅，是品质和趣味的象征；但是它也有反向的含义，是粗口、骂人和没有道理的代言。”
也许，他的这些解释也是一种陷阱
17岁开始学画太晚了
今天的叶永青洒脱豪迈、自由奔放，与30岁以前相比几乎变了一个人。50年前的清明节，他出生在昆明一个机关大院，他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童年在机关托儿所长大。叶永青曾经这样描述那时的他，“我在孩子中间不善言表、落落寡欢，还不时逃跑，令阿姨们伤透脑筋，唯一的爱好就是在水泥地上用粉笔、土块画马和士兵。”
那时叶永青的父母已下放到农村，但还是给他买了图画本和蜡笔，由他自己涂画。1963年，母亲将叶永青的作品寄给了当时在中国极有影响力的儿童刊物《小朋友》，并由此获得杂志寄来的一大堆礼物：丛书、杂志等。这也是沉默内向的他让托儿所阿姨少有的刮目相看的一次。
但叶永青的艺术旅程并没有由此开始。两年后，“文革”爆发，国家动荡。为了躲避文攻和武斗，叶永青父母烧掉了除《毛泽东选集》之外几乎所有书籍，以及穿裙子、留分头的照片，带着一双儿女投亲靠友。斗争从最初的“戴高帽”和“坐飞机”，发展到后来戴安全帽、拿棍棒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格杀。“我们居住的大院是两个造反派对峙的焦点，高音喇叭整天播送毛主席的诗句，”叶永青回忆说，“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回想起大卡车上躺着的小伙伴父亲的血尸，和防空洞水坑中被铁丝捆绑着的大人们绝望的目光。”
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包括叶永青的父母。他记得母亲那时日复一日地干着家务，并设法搞来青菜和杂粮喂养母鸡，以增加一家人的食物和营养；而一向乐观的父亲则变得沉默，经常摆弄一把二胡，拉出凄楚哀婉的琴声。“自那时起，我的性格亦少有悲则大哭、喜则大笑的，鲜明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他说，“内在的含蓄的感情表达如那二胡的琴声，刻骨铭心，娓娓到来—世界上再没有比一贯的、无言的、无激情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了，也没有比悠缓抑制和寂寥的音乐更令人忧伤了。”
“文革”后期，叶家的生活渐渐稳定，叶永青考入昆明一中，他开始阅读，几乎读完了当时能借到的所有书籍。偶尔他会想起学画的梦想，但都苦于没有专业的学习机会。17岁那年，当他终于遇到一位美术老师时，老师却告诉他，“17岁开始学画已经太晚了”。这件事对叶永青打击很大，他开始自己摸索速写和写生，带上自制画夹和速写本，在阳光灿烂的昆明郊外度过了很多个下午。
“《致初学者的一封信》、《怎样画素描》这类书成为我的座右铭，在那些陈旧的、印刷质量模糊不清的书页中，我依稀知道巡回画派、文艺复兴，这让我的青春岁月变得格外动人。”叶永青回忆说。那个年代的视觉形象大多还是《工农兵画报》之类政治宣传画，叶永青开始有机会在学校的展览上画一些大字报报头和水粉宣传画，虽然大都是挺胸昂首的男女和天安门、红灯笼之类的图式，但他却十分投入。正是在那些大招贴栏前，他开始了真正的绘画之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叶永青高中毕业，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留在昆明成为一名待业者，打临工。“在那萧瑟的岁月中，也有许多让人痴迷陶醉的时光。”叶永青这样描绘他的青春，“工余，我不断地画些速写和风景写生，有时在一部破旧的手摇唱机前，我和朋友一起听充满杂音的《天鹅湖》和《粱祝》，唱针尖上发出的细若游丝的乐曲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微弱，但又最撼人心魄的音乐，我们一遍遍地倾听，然后是喝酒、唱歌，然后有人醉了……”
现实是生命的垃圾
一次建筑工地的工伤后，父亲为叶永青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个郊县农场学校任代课老师，兼任看守。那是1977年，他与一只叫来虎的狗相伴，在那里学会了种番茄、割芹菜、点豆腐和为母猪接生，同时还学会了喝酒、恋爱，并迎来中国恢复高考的消息。考了两次，他被四川美院油画专业录取，与张晓刚、周春芽等成为同学。
在人才济济的四川美院（当年入学的还有罗中立、何多苓等闻名全国的画家），叶永青和张晓刚并称为“云南两怪”。“他们说我俩画素描画得很差，但是一用线条来勾速写，或者是有点想像力的东西，我们俩就显得比别人强很多。”叶永青说。他和张晓刚、周春芽住在同一个寝室，早饭前三个人一起画风景。他还喜欢去宁静的西双版纳写生，并在那期间创作了《风逝》、《洗马河》等作品。
很长一段时期，四川美院油画流行的是“后文革”的伤痕乡土和形式美的东西，但叶永青同时也被卷入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艺术和哲学迷恋的热潮中，他开始思考艺术以外的问题，比如自然社会的变迁，时光的流逝，对生死病老的慷慨而形成的种种人的问题，这也让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这也意味着他无法成为那时艺术的主流。
1982年，叶永青选择留校，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张晓刚就因为没有分配到工作，只能去一家玻璃制镜厂做一名工人。但叶永青很快对留校生活感到落寞，浪漫的学生时代一去不返，曾经独领风骚的四川美院失去了尖锐的性格，幻想的“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遥不可及，在滚滚浓烟的工业城市重庆，开在防空洞里的一家小酒馆成了叶永青的避风港，他和那些疲惫的夜班工人们一起，在阴暗的防空洞里享受着二两白酒和一碟花生米的乐趣。
“你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你无法和他人苦乐与共，你感到自己和他们隔膜甚深，这时你该怎样生活？” 叶永青在一次半醉半醒之间的日记中这样问自己，“我的确是不尊重现实，人生活于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意，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对于这种可怜的现实，除了否定，别无选择。”
在现实与理想的煎熬中，同样留校的甫立亚慢慢走近叶永青的生活，“两个年轻男女，很自然地相互吸引，”叶永青说，“再加上当时学校宿舍紧张，领导也希望我们走在一起。”那是一个对爱情和婚姻极为朴素的年代，1984年3月，甫立亚取出她仅有的100元存款和父母送的500元钱，买了一台录音机，做了一套柜子和一张床，加上姐妹们送的床单，朋友们凑钱买的锅碗，叶永青和甫立亚组成了家庭。婚后他带甫立亚又去了西双版纳，并创作了《诗人散步》、《芭蕉树》等作品，充满对现实生活诗意的想象和无奈。之后，他去北京呆了一个冬天，看了很多展览，并闻到“85新潮”美术运动的气息。
1986年，叶永青和毛旭辉、张晓刚等发起成立“西南艺术群体”，直接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中。“我们彻夜地谈论种种宣言和观念，策划在昆明、上海、重庆和北京的展览，在各种报刊上撰写文章，对那些同样激动得面红耳赤的人解释何为‘新具象’。”叶永青回忆说，“那的确是一个冲动的年代，经历过80年代前期文化洗礼的人们，例如我本人，总是难以忘怀那些热闹的场面。”“89后艺术”没有真正知识分子活动的地盘
除了对艺术本身的热情，叶永青也是同一时期较早意识到艺术市场重要性的艺术家之一。1987年，他和张晓刚分别卖出了第一张画，各赚了200元兑换券。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一个叫宋伟的靠卖羊肉串发家的个体户一口气买了十个人的作品，包括叶永青、王广义、张晓刚等，每人给了一万块钱。同年“六四事件”以后，倍感无聊的叶永青和方力钧都赖在栗宪庭家，那时栗宪庭家已没了“85新潮”时的车水马龙。白天叶永青与栗宪庭在院子里讨论艺术市场，方力钧在里屋画“光头”；晚上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发时光。
那一年，31岁的叶永青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这个国家正经历的变革。“当我站在90年代的历史分界线上，观望文化溃败的历史情景时，又感到无处着落的恐慌。”他说，“确实，应该承认我没有摆脱80年代的影响，再三地谈论‘89后艺术’、‘后现代’，然而，我很快感到悲哀，我知道‘89后艺术’没有真正知识分子活动的地盘。”在那个精神突然休克的时刻，他开始摆弄毛笔和水墨，并试图在政治波普中找回一种真实的历史感，最后，他把“文革”大字报的记忆和当时商业广告、招贴等视觉影像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大招贴》系列。
《大招贴》系列作品参加了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和1993年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出国门，叶永青也因此获得欧洲巡展的机会。“我发现很多艺术家似乎都只满足于展览的开幕式，把红酒喝完、把展览做完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我比较好奇，”叶永青说，“我除了看表面以外，还想一页一页地翻到封底去看看。”
对他真正具有颠覆意义的开端是在伦敦。1996年，叶永青获得机会在伦敦创作，房东是一个吃素的女艺术家，身边聚集着一大批同性恋者和素食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最前卫的艺术家、服装设计师，特别疯狂和特别保守的两极在那群人中融合，这对叶永青是巨大的冲击，他已无法重复原来的创作方式，几个月后，他关闭伦敦的画室，想要寻找新的道路。
回国后，叶永青因为阑尾炎不得不中断在四川美院的教职工作，由重庆回到昆明。虽是故乡，但昆明平静的生活却让他感到陌生和可怕。为了缩小和家乡的距离，叶永青在昆明建立了工作室，并和陈家刚联手打造上河会馆——中国第一个艺术家自营空间，会馆包括画廊、酒吧、餐厅、茶室、书屋等，中国一线当代艺术家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曾梵志等的作品均在此展示和售卖。这个乌托邦式的空间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不少如今成名的云南艺术家都是在此卖出了第一件作品。但当听了太多买家报价时，叶永青意识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经纪人或者画商，于是在第二年将上河会馆转让他人。此后他又领衔在昆明创立创库空间，吸引了几十位艺术家进驻。他的角色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甚至涉及策展、批评，这为他日后站在艺术之上，甚至超越艺术奠定了可能。 一个幸存者
1999年下半年，叶永青和方力钧、岳敏君相约去了大理，并在那里工作数月。也就是从那时起，叶永青开始新的尝试——用看似最简单的方法画鸟。这是叶永青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也可以说是对艺术的讽刺，用栗宪庭的话说，就是在“看似随意中，其实是极端的手工制造”。他承认这与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杜尚有关。杜尚认为，艺术家有权利指认任意事物为艺术，所以他把小便池拿去做展览，在《蒙娜丽莎》上画两撇胡子，他改变了整个西方的艺术观念，以一种“玩”的心态做艺术。
“对我个人来说，艺术这档子事，完全是个人的，其实跟潮流，跟时代，跟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叶永青说，“你也可以说有，但其实都不是很大。”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幸存者，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所有重要的时期——80年代的动荡，90年代的追逐，以及2000年后的蓬勃。而所谓幸存者，就是不仅仅把自己当做过去时代硕果仅存的人，更把自己当做一个可以在不同文化情境中不断自我更新的人，从原来的陷阱里边不断逃跑，这样才能想出办法表达自己新的兴趣和新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全新的作画形式和创作方法，就成为他表达自己兴趣和思想，完全个人化创作的最佳途径。
如今，50岁的叶永青和妻子、女儿居住在北京，但更多时候他一个人在旅行，由亚洲、欧洲或北美的某一个机场出发，踏越万水千山，去打量和体会那些从未瞩目的“别处”。他说，多年来，没有足够时间创作让他惶恐不安，而周游世界并与他人分享才让他内心释然。“我渐渐学会了与内心的多种欲求交朋友，以平淡和顺应的心态来看待生活和艺术，上帝并没有规定我生下来只做一个艺术家，一天24小时，我尽可能地做多种不同的事情，遇见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事情，享受不同的乐趣。”
而当繁华散去，夜深人静，他又能拿起画笔在黑暗中一点点体会一枝梅，一个石头、鸟和一根线条所带来的乐趣，“这时候我清楚自己仍然是不错的表达者，”他说，“也许明天，这些表达又会被顺理成章地卖出去。”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