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现场”：那些少儿不宜的名作

虎毒不食子？NO！

前两者的答案一目了然：大卫杀死歌利亚，珀耳修斯杀死美杜莎；而最后一个谜句似乎起码可以有三个答案：莎乐美手持施洗者约翰的头颅，朱迪斯（Judith，又译犹滴）杀死赫罗弗尼斯（Holofernes），以及夏洛特·科黛（Charotte Corday）造成的著名的“马拉之死”。

这则谜题似乎包括了不胜枚举的艺术作品，也因而证明了艺术史上从来不缺主题“少儿不宜”的名作，凶案现场更是俯拾皆是。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说出了艺术家深深迷恋“凶案现场”主题的原因，死亡是人生最强烈、最灼痛、最激情、最昂扬的诗意印象，无论是情感深处荡漾的对死亡的恐怖，还是死亡冲动的波澜，都构成了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动因和源泉。而在画作中着力描绘凶杀场景的“重口味”画家，则在魂牵梦绕这一主题的同时，也“不小心”画出了一些极具现代体验的景观。

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引发的血腥屠杀，让此后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ya Yafimovich Repin）听到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复仇的痛快》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想是不是能在绘画中表现我受音乐影响而产生的心情呢？我就回想起伊凡雷帝。这些年相继发生了许多血腥事情，我感到很可怕，但是有一种力量总是敦促我去完成这幅画。”列宾“听音乐”的成果，就是完成于1885年的《伊凡雷帝杀子》（Ivan the Terrible and His Son Ivan on November 16th， 1581）。

这幅作品定格了俄国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伊凡雷帝）举起权杖正中皇太子太阳穴之后的景象：伊凡顿悟自己举动之可怕，上前搂抱住垂死的儿子，左手紧紧捂住儿子冒血的额头，揽住儿子腰部的右手则青筋暴露；奄奄一息的皇太子无力绵软的身体躺在红色地毯上，额上和鼻子里流出鲜红黏稠的血浆触目惊心。
 

列宾  伊凡雷帝杀子  1885 年

“在绘画上我的主要原则是，要按照原样画素材。对我来说，色彩笔触、笔法技巧等已不是问题，我所执著追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对象的本来面貌。”列宾曾这样说。而对《伊凡雷帝杀子》这件作品，“本来面貌”似乎就在伊凡的长鹰钩鼻和惊惶万状的突出眼珠中——那眼珠中，人性与兽性同时显现，悔恨、惊恐、绝望的双眼传达出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这个俄狄浦斯的“反向悲剧”引发的最复杂而激烈的情绪在画中的一刹那达到顶峰，表现出充满戏剧性而又彻底绝望的人世苍凉。

同样展现俄狄浦斯的“反向悲剧”的是另一位晚年命运多舛的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ycisco Goya）。他在晚年创作的14幅《黑暗绘画》中的最后一幅，描绘了罗马神话中的一个恐怖景观：农神萨图尔努斯（Saturnus）为防止儿子们夺权而将他们一个一个全部吃掉。《农神吞噬其子》（Saturn Devouring his Son）中，儿子的头部和部分左臂已经被吃下去，农神还在继续噬咬。农神的眼睛和嘴巴流露出凶残，但还有一丝对尚未实现的预言的恐惧。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戈雅的眼睛，那晚年目睹战争与人性丑恶、经历两次重病和耳聋、走向孤苦终老的画家之眼。这样一位画家画出农神的悲惨心境，自然“顺理成章”。像《农神吞噬其子》这样令人反感又触目惊心的作品，有时候会显得粗糙，但它也是最能够吸引人注意的艺术形式。
 

戈雅  农神吞噬其子  1819 —1823 年

复仇女神的“斩首”

蒙克如此“惧怕”女人，但阿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不怕。

“我的精神之主啊，我将向你展现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她说到做到。1614年至1620年间她创作的《朱迪斯斩首赫罗弗尼斯》（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逼迫观者直面斩首瞬间：昏暗的背景中，一束左向强光照亮画面的核心——朱迪斯神情镇定而肃穆，双臂粗壮充满力量，一手持剑，一手凶狠地抓住赫罗弗尼斯，如同一位强健的屠夫在砍下牲畜的头颅；尽管还在挣扎，但赫罗弗尼斯的神情预示他已无力回天：鲜血喷溅如红线，顺着短剑染红白色天鹅绒床单，饱和色彩增强了男女之间徒留的血腥暴力。

真蒂莱斯基  朱迪斯斩首赫罗弗尼斯  1614—1620 年

这个不存在美丽与诱惑，而只有赤裸裸的凶残谋杀的故事来自《圣经·旧约》：赫罗弗尼斯率亚述人攻打希伯来地区的伯图里亚城（Bethulia）时，美貌寡妇朱迪斯趁赫罗弗尼斯醉酒酣睡之际一举砍下他的头颅。朱迪斯的冷静和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决绝，转化为斩首行动的残忍暴力。这种坚定的恨源自画家自己的经历：真蒂莱斯基给父亲的合作伙伴阿戈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当学徒时被他强奸，在长达半年的审判过程中，真蒂莱斯基饱受世人指摘，受尽肉体与心理的折磨，之后她就创作了这幅作品，去掉故事中的爱欲色彩，真蒂莱斯基只偏爱描绘斩首这一戏剧性景观，展现她向塔西复仇的想象——“这个女性的灵魂中隐含着凯撒的精神”，真蒂莱斯基曾这样描述她画笔下的女主人公。

这一“女人杀死男人”的主题不只是真蒂莱斯基的专属，1598年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的同名作品中，朱迪斯微皱眉头，毫无果断无情，相反还有些痛苦犹豫，甚至对血腥行为的嫌恶；乔尔乔内的《朱迪斯与赫罗弗尼斯的头》放大了女性的美丽文静，绝无暴力和血腥；克里斯托弗诺·阿罗约（Cristofano Allori）以自己的情人为原型画下的《朱迪斯手持赫罗弗尼斯的头》中，女主角被塑造成一个衣着华丽的富家少女，手上提着头颅，又似拎着一筐水果般的杂物。只有真蒂莱斯基的作品，将朱迪斯塑造成一位复仇女神，“‘朱迪斯’题材的反复表现，体现了真蒂莱斯基对自己艺术家身份建构的愿望——一个积极的妇女可以创造艺术，而她的斩首行动则隐喻了心理学上的‘阉割’行为，作为长期以来在文化中处于被阉割地位的妇女反过来阉割男性。”格丽塞尔达·波洛克在《分殊正典：女性主义欲望与艺术史书写》中这样描述。一个女人斩首一个男人，将上帝神权置于女性力量之后，复仇之火激发了决绝的瞬间凶杀。

戏剧翻译家胡开奇曾在《直面戏剧——新一代的激越与自省》中说，“直面戏剧”作家的作品赤裸裸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崩溃、吸毒、血腥暴力、性虐待、战争恐怖、种族屠杀等，他们试图以极端的道德勇气来呼唤人们的良知，以人类世界血腥可怖的真实场景来促使人们直面新的社会现实。表现凶杀“场景”或曰“景观”的作用似乎也是这样——瞬间的凶杀景观，集中展现了人类的冲突与矛盾、爱情与欲望、恐惧与忧虑、记忆与梦幻，洞察到人类灵魂的深处。艺术诞生于一个不可能愈合的伤口，众多艺术家热衷于创作此类场景，或许因为凶杀的主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和自己内心的“恶魔”搏斗，从而思考自己也“难逃一死”的命运。由是观之，充满暴力美学的凶杀题材作品，使这一种“吓人的绘画”特别“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