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艺术是一种非强势的干预力量

以下文章根据2021年8月19日胡斌电话访谈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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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美术馆

从我读书时所学的专业到后来第一份工作，都跟美术馆密切相关。我本科毕业后到广东美术馆工作，这个时期的经历对于我日后参与艺术活动的走向、认知艺术作品的标准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时广东美术馆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方面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尤其以广东区域的艺术为主；另一个方向是当代艺术部分，包括广州三年展、广州摄影双年展，以及其他很多当代艺术的专题展和个展等。

美术馆的研究方向和我个人感兴趣的领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并构成了我之后的研究取向和策展方向。离开广东美术馆到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以后，我也不间断地参与一些机构的策展和民营美术馆的建设。策展方面的工作多以当代艺术为主，个人研究方向上则以近现代美术为主。

2015年，我来到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工作后，之前的两个领域的关注又高度交织在一起了，同时也让我进一步去厘清一个学校美术馆的发展线索。一方面是把广美的历史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联系起来，做很多学术性的梳理工作；另一方面是尽力呈出区域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国内外当代艺术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所以我的研究取向一直是受到美术馆工作的影响的，同时又把自己的研究反馈到美术馆的取向和发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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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的声音

现在的社会制度和体系越来越整一化，在很多方面都在形成一种统一（单一）的导向。而当代艺术应该是一种能够发出“异质声音”的存在，这种“异质”或“个体性”对于社会形态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但因为政治以及资本等几方力量的左右，现在的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只是提供了某种对普通人而言有些异样的形态，其中并没有真正“异质的声音”，这种躯壳化的存在也让它变成一种近似装饰性的艺术。现在的很多展览的展陈布置越来越讲究，展厅也变成了装修场地，但在花哨的表象之下，却无法触动观众的内心，更不能在思想内核上为观众提供不一样的认知角度。这样的艺术对于整个社会和文化形态，所起到的价值作用是很有限的。我并不是说艺术一定要介入政治或社会的发展，它也不应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而是强调艺术应该能够丰富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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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坐标

我一直是将当下多样且复杂的艺术现象，放在整体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待的。其中既有纵向的观看，也有横向的比较。我用历史作为参考坐标，来观察当下艺术的形态和观念等，分析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们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和特点。 而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不会将它看做是一种凝固的状态，而是希望以当下的鲜活现象和多元视角调动历史中的某些因素，让历史与当下产生内在的关联，并希望能够将两者的研究打通、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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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社会

当代艺术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与社会和民众的互动中，如艺术介入乡村、艺术介入社区等，而这种方式与之前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差别？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现在有些人将当代的社会参与式艺术与历史上的被整合到政治运动当中的革命美术进行比较，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差别很大的。在很多当代艺术参与社会的项目中，艺术家会表现出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而非被强有力的国家或政治力量所安排。诚然，当代参与式艺术对于社会的介入不如革命时期的艺术那么强有力，但同时它也保留了自己部分独特的个体性。当然，这种介入行动与完全的个体艺术创作又很不同，不能一厢情愿，而是需要尊重多方力量的主体性。 我认为艺术介入社会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尤其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艺术应该是能够引发公众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新认知，它不是复制过去，或重复一种社会既有的秩序与规则，而是要提供多种新的视角，让人看到生活或社会中被忽视的很多层面，并激发出更多元化的声音。

比如现在比较多的艺术介入乡村或艺术介入社区项目，这种导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艺术不应该只局限在中心城市或某一个固定的区域内，如美术馆、艺术空间以及画廊等，而是应该跟不同阶层的人广泛地连接起来。当然，所谓艺术介入乡村还是社区，也要警惕成为新的流行模式和权势话语。 在中国有很多人一生都不会走进美术馆，也不会去接触艺术，这其中也涉及到艺术权力的问题。而艺术介入社会的良性模式，不只是跟不同的人产生一种简单的互动关系，还要能够将不同阶层的处境和问题反馈到艺术之中，这种反馈不是图解化的反射，而是通过艺术的呈现，让更多人认识社会不同层面的状态与问题，并据此作出相应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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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一种非强势的干预力量

现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有很多非此即彼的激烈争斗与撕扯，不少都并非基于事实或者说只是从片面的及自己原本认同的视角出发。例如最近国际上热门的阿富汗问题，有多少人能够从他们真实的处境出发去考量当地各个层面的人群的状况，又有多少信息能够让我们多少触及那些复杂多歧的具体面貌？除了阿富汗本身，国际上不同人群围绕这个话题所进行的很多也是基于各自站位的判断。但在这当中，艺术家，尤其是他们的女艺术家的视角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其让我们对于那些尖锐而复杂的问题感触至深，并获得某种精神的鼓舞。它不同于那些政治或军事的干预力量，似乎也不能起到什么突出的现实作用，但是它所带来的与社会现实和心理密切相关的别样的富有智性和勇气的行动，却能够在精神上产生深远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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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我认为在当下地域性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但它并非过去因为交通或信息不畅等因素所造成的区域性特征；由于不同区域的特性，包括水土、习俗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最终会反映到文化和艺术中，但较之以前更为复杂和多面。 在当代环境中，气候和地理环境对区域艺术面貌的影响已经很小，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在现代化的空间中进行的；互联网也将各区域间信息交流的差异性减到最低。很多人因此认为地域性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地域性的存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性”，而是与不同人群的组合、社会制度和环境等问题密切相关。

在广东的生态当中，本地本身就有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等几个群体，语言和习俗也有不同，还有就是临近省份以及港澳的关联，虽然不是说按照老乡原则形成聚集，但是的确还是存在这样的因素，而且几种人群，也包括还有北方以及国外的人群，有时扭合在一起，混合又或者互为参照，映射出这样的多种群体汇集而成的复杂面貌。而如果从不同的路径切入，可能又会得出不同的区域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群的扭合所带来的特点可能更为突出，如果在北方某个省份，人群的扭合又是另一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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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当代艺术生态的特点

本土性与外来性的交织混合，是在每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里必然会出现的状态。古代的广东远离中原，是一个很偏僻的地区，有些古老的习俗和语言等被保留了下来。加上近现代以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让本土性与外来性的交织程度，在这里会表现得更加复杂与剧烈。

除了语言和习俗上的特殊性之外，地理上临近香港和澳门，也让不同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综合影响着广东区域的文化和艺术形态。珠三角的当代艺术经常放在一起来讨论，据我的观察，这个区域的当代艺术还是具有区别于国内其他区域的共同性，比如高度的土洋混合现象、草根性、无厘头的亚文化状态和微型组织化等。在北方的当代艺术创作中，我们经常看到那种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大体量或批量化生产的作品，在广东这边便相对少见。又或者北方经常出现一些显得“艰苦卓绝”的创作，但广东的艺术创作便要日常和富有智趣一些。当然，这些感受都不是什么严谨的表达，并且每个人的体会肯定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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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策展的新态势

策展人的确是要激发出新的力量，也需要为艺术家服务和连接公众。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和梳理历史的或当代的艺术现象，建立起某种阐释的逻辑，这种逻辑将原来“孤立”的艺术家或作品置于一个立体而多维的语境中获得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并得到合理而具有张力的空间呈现。在我的工作中，这种策展是与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展览促进我的研究与写作，而展览本身又是另一种“写作”。当然，这么说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

现在年轻策展人在学习经历和实践机会方面普遍要更好，国际化程度也更高。有不少机构都设立了青年策展人的支持项目，还有一些策展人可以通过在机构任职而获得策展机会。这比以前没有机构支持、在非正式空间策展的起点要高，策展也日益专业化。但是，现在的情形是，在很大程度上策展变得程序化，理论背景和展示模式常常被不言自明地框定在某个范围内，常规性的“好”展览比较容易，而要出现有爆破性的、成为事件的展览不太容易。再就是“自由策展人”的角色日渐式微，或者说空间在变窄，更多的是一些依托相对固定的艺术组织的机构策展人，他们能够从机构的资源和定位出发做持续性的研究，但是搅动和形成艺术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策展在某种程度上日益成为某种没入艺术现场的日常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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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斌，出生于湖南长沙。本科、硕士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曾在广东美术馆编辑部、广州三年展办公室、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工作。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艺术管理学系教授。专注的研究方向有中国革命美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展览史，长期从事当代艺术的批评与策展。近年策划和合作策划的主要展览有：“机构生产——广州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广东美术馆）、“场域的毛细管——2016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观看的立场：王肇民、郭绍纲、冯健辛与新中国艺术造型的探索”（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心曲人间：黄新波艺术研究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时间的狂喜：重塑认知的媒介”（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人中奇逸——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北京画院美术馆）、“热烟流——2019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等，展览曾获得文化和旅游部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著有《视觉的改造：20 世纪中国美术的切面解读》《何以代表“中国”：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示与国家形象的呈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