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潮流中，杨少斌的《纵深800米》是一个另类选择。这是多重意义上的另类选择：一方面，杨少斌赋予当代艺术以某种社会批判气质，准确地说，是赋予当代艺术以批判现实主义气质（这种气质在当代艺术潮流中长久地被湮没了），并重新发起了介入式的艺术经验；另一方面，杨少斌重新塑造了新的艺术形象，即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同样被当代艺术经验所长久地忽视，在这个意义上，杨少斌激活了现实主义传统；最后，杨少斌重新赋予了“写生”以新的意义，“写生”，不再是单纯地临摹对象，而是积极地卷入，是将艺术同社会实践关联起来，是对对象反复调查、访问和批判的艺术介入方式―所有这些，这些批判气质、这类艺术介入经验，这类劳动者的形象塑造，以及，最重要的，将艺术作为社会诉求的手段，将艺术表述为社会运动的实践形式，是杨少斌这组作品表达出来的新气质。这个气质，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它长久地湮没在当代艺术潮流中而沉默无声。当代艺术对底层经验―劳动者的经验―差不多是紧闭双眼的，正如底层的目光从来没有接近过当代艺术经验一样。对杨少斌本人而言，这是他自身艺术经验的重大转折，对整个当代艺术经验而言，这也是某种标志性的转折事件―尤其是在绘画领域中。
这样的艺术转向，为什么会发生？毫无疑问，这同中国当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在当代中国，用马克思的经典描述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奠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全盘崩溃。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其内容是巨大的混乱和巨大的颠倒。一个自足自给的封闭社会，其界线完全被摧毁，而变成一个敞开的国度，资本在这个国度内自由地出入和流动，并得到热情洋溢的鼓舞；而被反复激励的资本，以其自我增殖的绝对本性，它所到之处，一方面对原有的政治空间和地理空间无情地摧毁，另一方面则按照自己的逻辑断然地奠定新的政治空间和地理空间。整个社会秩序，在资本的驱动下（这个资本在全球肆意地流窜），得以重构。杨少斌关注的矿工，正是由于这种贪婪的资本本性，他既定的政治空间秩序崩溃了，他作为政治主体置身其中的社会空间秩序崩溃了。矿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主要代码，先前是社会主义政治权利的主体，他们不仅受到权利的保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权利的立法者（我们在以前有关矿工的美术作品中，能够看到矿工高傲的主人般的充沛激情），是社会空间秩序的主人。如今，他的政治权利荡然无存，他的保护能力荡然无存，他主导性的激情和幸福感荡然无存。矿工从社会的政治经济主体，变成了今天社会的剩余者，成为被抛弃之人，成为阿甘本(GiorgioAgamben)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life）。
什么是赤裸生命？赤裸生命，就是纯粹的生物性生命，这种生命意味着，人只是在动物的层面上活着，人完全是在自保本能的意义上活着，他的生命仅仅是在动物的意义上存在着，这样的生命是光秃秃的，他得不到保护，得不到政治和法律上的保护，他的死亡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也没有任何人对他的死亡负责，这样的生命，实际上就单纯还原为一个动物性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赤裸，就是被剥光了任何的权利，剥光了任何的保护，剥光了任何人的尊严，剥光了任何的政治法律背景。同赤裸生命相对的是另外一种得到法律、政治和经济保护的生命，生命被刻写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秩序之内，被权利包围起来，生命，一旦遭到死之威胁的时候，马上就会启动特有的权利系统，同死亡相抗衡，这样的生命，获得了充分的保障，并通过这种保障建构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种生命形式：一种是单纯的生存意义上的生物生命，一个是超出了生物范围的政治生命；一种是不受保护的生命，一种是被保护的生命；一种是被任何政治法律所排斥的生命，一种是被政治和法律权利包围起来的生命，在通常情况下，赤裸生命是被民族国家所排斥的人，比如失去了国家的难民，或者被民族国家剥夺了权利的罪犯；相反，一个政治性的生命，则往往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看到，矿工，奇特地处在一个悖论当中，一方面，在政治法律形式上，他们享有基本的保护权利，他们享有法律形式上的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就其实质而言，他们又享受不到任何实际的权利，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得不到任何的政治和法律上的保护，他们的生命只是抽象为几个廉价的数目（他们常常和矿主签一个生死契约，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意味着一个几千元的身后回报），正是因为这个数目如此之廉价，生命成为单纯的动物生命（矿主并不是不会预料矿工的死亡来临，但是，他们并不为此承担太多的责任），矿工的死亡消息如此之频繁，以至于毫无分量地人们的耳边轻飘地流逝―事实上，人们对此已经麻木了，矿工的死讯似乎成为一件自然事实，它再也激不起情感和政治上的涟漪了。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享有法律权利的公民，一些在法律上应该受到保护的公民，最终还是变成了赤裸生命？如果说难民和罪犯确实没有公民权利而成为赤裸生命的话，那么，这些矿工，以及这些矿工所代表的一大部分人群，尤其是，这些曾经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群，为什么成为失去权利保护的赤裸生命？在此，我们要问的是，法律和政治权利是如何铭写在它的公民身体之上的？或者，反过来说，法律和政治权利是如何从它的公民身上，从这些矿工身上，悄悄地溜走的？最终，我们不得不问的是，公民权利―如果说它确实存在着的话――应该如何得以实现？
杨少斌不可能（事实上，目前的现实表明，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杨少斌的工作是人道主义的干预，这种人道主义干预尽管无能为力，但，它不可或缺。中国正在全面参与全球市场的生产和消费，所有人都在追逐这个市场神话，并被这个神话所吞没，正是这个市场神话所构造的霸权逻辑在强化了部分人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同时，也在摧毁另一些人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摧毁了基本的人道主义。但是，人们在信奉这些市场逻辑的同时，要不要反思这种市场逻辑的野蛮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要不要针对这个市场和资本霸权进行抵制？我们看到，市场依赖于矿工，他们是市场的生产环节，没有他们，生产之链将会被斩断（不过，他们的产品―马克思早就分析过―不归他们所有），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因为，大量的被剥夺了一切的劳动者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那些危险的洞穴之中（这也是马克思的教训）。在此，矿工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为一个个体，则是微不足道的。矿工，作为这个生产过程的现实表征代码，必定会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欺诈和血汗。
杨少斌选择矿工作为介入经验的艺术对象，既有他个人的历史原因（他出生于矿工家庭），同时，也因为矿工对于赤裸生命的人群而言，具有高度的表征性：他们生活在洞穴中，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没有光的阴影中。矿工布满着黑暗现实：既是抽象的生存黑暗，也是具体的生活上的身体（面孔和眼睛）黑暗。他们被逐入地底，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地底：现实的地底和政治权利的地底。杨少斌将这些地底翻掘出来，也将这些黑暗现实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身体被煤所包裹的黑暗，地底本身的黑暗，权利的黑暗，以及，希望的黑暗。
杨少斌采用了各种方式（绘画、录像、装置、实物和历史资料），将矿工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展示。他雄心勃勃地绘制矿工的全景图：既有劳动场景，也有生活情景；既有日常生活器具，也有日常生活空间；既有历史背景，也有现实状态；既有疲惫的黝黑面孔，也有悄然流露的些微希望―这幅由赤裸生命的日常经验所构筑的当代矿工全景图，在被艺术家满怀感伤地和盘托出的时候，注定会让市场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原形毕露，注定会像针一样刺通某类现实和某类人群。不仅如此，杨少斌还试图绘制矿工的心理现实：绘制他们的怨愤，和他们的希望。他不是将矿工处理成现实的黑暗，相反，这些画面呈现出一种并不令人难受的色彩，它虽然晦暗，但并不压抑。同时，杨少斌对空间非常在意，这些赤裸生命的居住空间，也是他们的政治空间的表达，他们束缚于此，束缚于狭小的居住空间以及井底这个工作空间，这些空间是封闭性的，但是，杨少斌让他的矿工常常超越了他们狭小的居住空间―他们并没有固执往地底潜行，相反，杨少斌还夹杂着一些伤感和温情地试图将他们画在一个高处，一个挣脱空间束缚的高处，一个离地底遥远的高处，一个能够眺望的高处，只不过他们所眺望的，并且怀着一种不那么绝望的面孔和目光所眺望的希望，不知在哪个地平线上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