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的抽象表现画是一种抽离物象的表现，保持着“直觉表现”中的“心象”和“意象”的因子，注重色彩和线条，笔触和痕迹的表现。刘可抽象表现画的艺术特质概况为：一是较为注重抽象表现画的视觉氛围，尤其是色彩语言和书写方式的视觉张力。二是诸多作品都隐晦地隐藏着符号化的趋势，运用视觉符号形成意象叙事，又没有走向符号化的极端。三是以抽象的方式切入当代视觉文化心理同时又饱含传统文化的巫魅气质。尽管刘可抽象作品中带有强烈的装饰意味，但传统抽象绘画的装饰性风格并非是其追求的核心，刘可画面的独特之处，即在情绪化的抽象语言表达中，把某种具有抽象形态的客体作为意义的载体，如狼、虎、骷髅、女人等，来象征或暗示自己对当代文化的感受。一言譬之，刘可的抽象表现画在视觉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契合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式，既有别于传统写意精神与西方表现手法结合的抽象风格，又有别于文化符号象征性的抽象表现，则是准确把握抽象构成的规则，色彩的结构与符号性的形象暗示，通过抽象表现绘画的平面性视觉关系来展示当代视觉文化情境中的独特文化心理感受。
——陈国辉：《刘可的抽象表现画》

    我们一眼看到的刘可作品，就是一种涂写和涂画，他回到了中国人自己原初书写时的表达方式，就如同他自己的绘画方式带有传统的书写姿态，并不是西方以画刀来绘画，而是排笔式的大写意手法，因而不单单是绘画，而是描画和涂抹，不是按照所指意义来构形，也不是按照文化符号来传达观念，而是直接从书写的笔划或者画道道出发，画面上的图式既是人物和事物的形象，也是被变形后重叠起来的事件，都在叙事中交错起来，成为可以阅读也召唤我们去阅读书写的事件。物象的轮廓边缘按照线条或者笔触自身的内在变形反复构成，一次次延伸扩展，构成一个由笔触自身自主构成的新形式。因为是从轮廓的边缘开始变形，因而一下子就达到了对踪迹的层层涂写的层面。
                            ——夏可君：《刘可的抽象画：纹写生命梦幻的皱褶》

    线条是刘可作品中一个主体形象，各种粗细不一的线条互相穿插拱让，形状和长短、粗细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和时空感。画面不断覆盖、更新的层次流露出刘可在“对话和协商”时的心理变化——那种否定之否定的毅力和韧性。线条在刘可的画面上形成一种情绪的“流体”，一种自适的、随和的生存态度。线条的突出形象很容易使人和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中对线条的美学定义—— “气韵”的形象化嫁接起来，但在刘可的艺术中，这种美学定义恰恰是一种“虚构”——这是一种不被赋予任何身份和文化底色的线条——一种纯粹的线条视觉。刘可对线条的“依恋”很多原因是来自于他对美国艺术家哈林的偏好。哈林的线条是一种“商业化“的线条，光滑、时尚和工艺化，高度的概括化的形象处理正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社会在思想上的投影，一种硬边的剪影，哈林的出现恰好证明了美国社会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高度理性化的事实，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美学思潮转变的必然体现。即使受到了哈林的吸引和启发，刘可并没有简单地挪用哈林的表现方式和图式概念，他通过学院的技巧训练巧妙地转化了哈林的模式，以一种更为灵活的、带有温度的“线条”来完成个人的叙述。
——孙晓枫：《线的哗变——关于刘可》

    刘可自研究生毕业至今，坚持打磨自身的艺术语言，其创作面貌能够初见端倪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于学院传统保持一定距离；二是湘楚文化对其心性的浸渍；三是个人生命记忆与当下文化语境的互融与转换。如果说，最初逼仄密集的书写更多的是寻求形式上的突破，略显单薄与生硬，那么，近一年多来，其画面语言渐趋丰富与舒放，令人体会到当代社会文化问题与个体视觉心理之间彼此产生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可个人的视觉经验和人类古老的生命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深层的心理感应，让其作品于点线缝隙之中若有若无地弥漫着旷远的气息。正是源于原始臆想的召唤，刘可有意识地运用自主精神去衔接、探求人类童年心灵的智慧：分解、重组巫楚文化的诡异神秘；吸收、转换道家文化的空灵与飘逸。并以此为起点，去沟通与触及当代中西文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生态与环境、战争与和平、欲念与道德等。
                                 ——郑娜：《复杂抽象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