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催生多媒体艺术家

　　对于观众来说，技术上的炫目可以回避掉许多更深层次的对于民主、政治、灵魂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和追问，而沉溺迷惑于微观图像的绚丽灿烂。中国美院新媒体系教师、多媒体艺术家矫健把架上绘画定义为“规定技术特征的绘画———画布、油画颜料（油画）”。而多媒体艺术几乎没有办法解释，或者可以解释为“不限定特殊技术条件的艺术创作”，艺术创作环境和限制更加少，更加轻松。矫健认为，艺术家对艺术的迷恋中有一半的技术因素。

　　张培力回望自己的多媒体创作动力，并不能用选择二字来概括，“那时，对于绘画的追求已经毫无感觉，再坚持下去也是无事可做，即使现在再回到绘画领域里，我也回不去了，无论能挣多少钱。”

　　“西方人之所以收藏中国油画，并非对中国的油画语言感兴趣，他们只是把那些作品当作新闻历史图片来看待。”艺术批评家朱其说，“但中国的多媒体艺术仍然摆脱不了"山寨"的道路，也就是说，依然在对西方进行模仿，且是低层次的模仿，并没有多一层精神感受和洞察力，没有灵魂的装置等同于舞美设计。”

　　对此，张培力深表不同，“在西方，录像机和电视机开始普及时，产生了录像艺术，这和中国的录像艺术产生的时间与契机几乎是同步的。1988年之前，国内的环境相对于文化艺术是封闭的。我们刚开始做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的时候对于西方正在兴起的艺术形式并不了解。再者，多媒体艺术作品仅仅使用图片传播完全无法清晰准确地传达。要说模仿，并不曾见到哪个西方艺术家前来进行多媒体艺术方面的传播。即使有些受影响，也是间接影响而不是直接的文化影响。”

　　艺术家的创作并不完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或被官方操控，或被西方操控，“为什么说中国艺术家受到西方影响就该受到谴责？有这样的一个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来支持你的艺术探索创作而不是干预你的艺术创作有什么不好呢？中国人不能说没有钱，只能说，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张培力说。

　　西方艺术发展到现在，与其艺术制度、基金会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支持不太有市场和收藏可能性的艺术活动，如柏林录像节由苹果电脑资助，汉堡录像节由西门子资助，卡赛尔文献展的技术部分由IBM和SONY赞助。“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毕竟困难，没有形成气候。”德国的ZKM多媒体艺术中心，美国麻省理工的实验室，荷兰的U2，这些多媒体艺术机构除了坚强的经济后盾，还有强大的技术设备团体支持。“现在，他们开始慢慢地产生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张培力说这话的时候，不无羡慕。

张培力

　　早在1988年，张培力因创作了录像作品《30X30》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85新潮美术”时期，他参与组织了“新空间”展览、“池社”团体；1995年开始放弃绘画创作，全力投入录像艺术的创作，偶尔也做一些摄影和装置艺术。从2001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的系主任后，他在多媒体艺术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包括制作一批老电影为现成材料的剪接作品和进行“场景性”实验，制造“假现场”和“带有戏剧化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