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唯辛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创作，除了作品众所周知的敏感性以外，还面临来自部分以青年人和极少数缺乏当代独立意识的其他文化人为主的群体对这个作品的质疑，这种质疑的核心是否定这部作品的价值，基于纯粹绘画意义质疑这部作品的学术性和艺术性。但是，徐唯辛看来，这种质疑正好说明竭尽全力完成这部作品更加必要，连知识文化阶层都看不到作品的本来价值，看不到作品所指涉社会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作为中国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更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社会启蒙，恰好是中国当代艺术应当担当的一种责任，也毫无疑问应当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走向。西方当代艺术的普遍样式和普遍精神可以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借鉴，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绝对不应该仅仅是照搬和挪用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完成一些所谓自我微观体验的晦涩言说，或者同样基于感性判断的大众化观念的传播。因为中国当今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艺术形态实际上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文化艺术需要担当起具有启蒙意义的张扬与传播理性精神以及用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使命，引领民众逐步清除农业文明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而此前三十年乃至今天依然借用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控诉、揭露、抨击现存的某些社会现象，包括抽象出某些所谓精神实质性的东西，实质上并不能真正起到启蒙和引领的作用，并且从艺术形式的角度也并不真正具有深切的启蒙效力。此外，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本身会与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呈现出学科融合与相互关联性。纯粹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行为自然是必要的，艺术与政治、社会、经济等等范畴的学科勾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甚至是一种艺术走向的主要趋势。因此，徐唯辛所实践的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绘画性、社会性、文化性、文献性、行为性和敬畏性等等特质，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当代艺术文化亦即当代艺术存在的样式之一。
徐唯辛《众生相1957》对于“反右”事件的记录和宣示，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很强纵深感和空间感的思辨线索，具有艺术形式的完整性和精神实体的指向性。从形式上看，徐唯辛放弃了《众生相1966》的肖像画法，使肖像更加逼近真实，去掉了笔触等绘画痕迹，几乎按照炭精画的方式来处理人物肖像，因为他认为，选择当年照相馆拍摄的照片，本身就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主人翁当时的准确表情和真实情节，也就是在那个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神态，或许它本身就具有社会存在状态的阐释力。同时，他历尽艰辛收集了很多有关主人翁的文本资料，包括许多非常偶然或者戏剧性地得到的珍贵资料，这些文本除了释放出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指征以外，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纵深感与叙述性。我相信，观众在面对一幅巨大的单色肖像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这个主人翁的人生经历和结局，这时，艺术家已经将罕见的真实文本非常精准地呈现在那里，使有关人物的社会性真实清晰可鉴，不再模糊和飘渺。此外，由于“右派”意味着株连亲属甚至友人，“右派”的事实实际上除了“右派”本人必然还包括一个确定的群体，划定一个“右派”，已经表明有一个群体受到打击甚至迫害，因而呈现出当事人相关的空间关联性受到徐唯辛的重视，他通过繁琐的劳动和精细的制作，完成了一部有关作品主角的采访DV，这个构成元素准确地呈现了“右派”的直接关系人的真实见闻和真切感受。这样，这部作品便体现出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形式构成。在这个作品中，肖像仅仅是一个元素，是一个集大成的组件，围绕这个肖像的若干文本资料和视听资料才构成一个局部，几十个这样的局部才最终构成了这部作品。
我还相信，当人们面对这么一些巨幅的肖像画的时候，一定会强烈地感受到艺术家对于这个事件乃至事件中的代表人物的深切缅怀与理性观照、对于这个事件的深沉情感。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会用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用这样一种在某些人看来并不具有纯粹绘画意义但是却具有难以置信的巨大工作量的的方式来揭示一个事件。这也是徐唯辛没有选择照片放大而选择绘画方式的根本原因----绘制肖像的过程就是艺术家介入这个事件的过程。
从作品的精神指向和启蒙价值来看，《众生相1957》大体上回答了他们是如何成为“右派”的？这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问题。作品几乎毫不例外地指涉了1956年的“鸣放”运动，同时也指涉了“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支配这种判断的文化基础与精神价值观，这就是基于农业文明形态下的思维模式和与政治无关的朴素权力游戏思维支配下，消解社会理性呼声和民主呼声、科学态度和政治契约等等对于个人绝对权力的动摇，把“鸣放”中的科学、民主等等呼声视作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从而实施了残酷的、纯粹基于个人意志的“反右”行动。“鸣放”与“反右”折射出的是猥琐的、粗俗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离开政权和个人权力图谋的科学、民主思想义无反顾的杀戮！这就使延安时期开始露出端倪的封建色彩赤裸裸地走向国家政权范畴。这种成功，直接为接下来的“大跃进”和“文革”动乱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右派”的遭遇也昭示着中国当时丧失社会公正性和现代政治规范的极端野蛮，比如，“右派”可以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直接投入监牢或者强制劳动，致使一批“右派”惨遭折磨甚至失去生命。作品还告诉人们，在中国当代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基于政治集团利益前提下的避开法律与道德规范恣意妄行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更具有延伸意义和时空扩展意义的事实，那就是通过文本和DV提示的“右派”平反，这个事实表达的意味很好地延展了作品的价值。“反右”基本没有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阶层，所以，直到“文革”结束重新执掌国家政权的力量当初亦有人参与甚至直接操办“反右”运动，这些力量最终成为“反右”的否定者，看起来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理性、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真正恢复，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的非契约化运作。“反右”的逻辑是认定知识分子力量及其思想对政权是一种威胁，平反的逻辑则是“反右”扩大化和拨乱反正，事实上肯定“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并遭受迫害是一宗冤案，是人类历史上至少是罕见的冤案，但是并没有彻底否定，彻底清除发生这样的事件文化基础，同时，这两个事件都源自同一个决定力量。所以，直到“右派”平反，才构成“反右”运动（事件）的整体，表现出来的是同样丧失社会规则和理性、科学精神的政治和权力运行模式。在整个事件中没有政治，只有绝对权力基础上的“计谋”和视生命如草芥。
另外，作品还指涉了农业文明支配下的人格分离和群体意识的丧失，指涉了社会普遍的自私、狭隘。权力范畴这种状态十分显著，不用赘述，即使民众之中也典型存在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推选“右派”和与“右派”划清界限等等，虽然有政治暴力的威胁，但是仍然说明中国当时纯粹是一种农业文明主宰下的社会结构，明哲保身，愚昧和自私狭隘构成了一种普遍心理素质。这种社会结构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封建模式创造了最适合的条件，一些人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一些人利用权力发泄私愤，一些人则不顾亲情友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离奇现象。
《众生相1957》顺理成章地延续了《众生相1966》的艺术价值观，从作品的整个形式到内容都是一种延续关系，我甚至把这部作品与《众生相1966》乃至将来创作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其他事件的作品看做一个整体，是一部需要倾其毕生精力去完成的一部作品。艺术在这里已经深深融入了整个社会的范畴，接下来的事情是艺术家倾注全部的真诚和情感去完成大量的琐碎事务，创建一个又一个的事件“集合”，通过这样的呈现方式，把中国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态撕开一个口子，使人们从若干活生生的情景中感悟不同层面的“本质”，甚至用那样的“规矩”来衡量若干社会现实，主动地抑制或者祛除社会治理观念与行为的某些复制性、挪用性，使作品实现对社会的建构价值。作品的当代性在于，从观念上突破了主流意识之下的简单否定或者模糊状态下的“反右”扩大化判断，用真实的事件原貌构筑起来的叙述平台证实整个事件的荒谬与残暴，尤其突出追问中国政治文明的开端即是对政治文明的践踏。从客观效果上超越了迄今为止艺术对中国社会关注以及履行社会启蒙责任的普遍方式，从更加广阔与更加高远的角度，倡导对“反右”事件做理性的、客观的、科学的判断和追问，从政治文明的层面考量这个事件的本质，离开纯粹感性层面建构社会意识形态。从艺术形式上继续坚持综合性表达的道路，祛除纯粹绘画性表达所造成的感性冲击和依托作品过度阐释所带来的弊病，依靠几十幅巨幅肖像的视觉冲击造成事件叙述的强大影响力，引领观众进入一个没有过度表达的真实事件之中。从艺术家的创作情感上把艰辛的创作行为纳入了这部作品的构成元素，艺术家在并没有个人利益追求的情况下，倾注深切的情感和巨大的付出投入作品的创作，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这部作品的重要部分。毫无疑问，这部作品连同已经完成的《众生相1966-1976》乃至将要进行的“众生相”系列，将实现中国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当代艺术言说，并以此作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艺术走向和艺术贡献被记录。
徐唯辛的《众生相1957》正在全身心创作之中，我们应该对他的这种艺术行为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也期待他早日完成这部作品。
2009/1/11初稿/2/5修订/和平里
【编辑：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