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1914年上海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1920年出现第一位女性人体模特。

　　“在一场伟大的情感复兴面前一定会有一场智性的、破坏性的运动。”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将艺术创作的交替变革定位成一场人类斗争的浮世绘。在那些动荡的时代，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艺术应该为人的命运操心？”艺术的位置被推到了现实的当口，它不得不与宽泛而模糊的时代精神意气相投。

　　20世纪初，在西方，画家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正以“立体派”的姿势面向观众。流行于14、15世纪的学院派写实技法正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强大冲击，细节作为现实主义的核心部件，被认为是艺术的一种“臃肿状态”的退化，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正举着现代主义的旗帜嘲笑着写实主义的江郎才尽。

　　但“写实”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一剂改革的良药，成为激进文艺的代名词，这一号召力如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在19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掀起的浪漫主义风潮一样，时代的变革交替催生出艺术家的叛逆热情。

　　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领域，使艺术带有政治变革的意图——艺术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使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重要的支持者。外敌的侵入使中华民族陷于危难之中，在变革者眼中，中国画的弊病必须得到治疗。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慨叹要“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我之短”；鲁迅曾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主张“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 蔡元培也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新艺术作为新的思想表征，必须要与启蒙、变革精神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知识精英，都曾接受新式教育，但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虽然对于美术本身并不十分了解，但艺术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写实”与“写意”是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水墨技法的两大标志性特点，确立写实的霸权地位，部分原因也处于“写实”技法对现实社会批判和改造功能更强。

　　将艺术作为革新工具，强力推行西方的写实技巧的结果，是使新艺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为东西方艺术的借鉴、融合提供了互相参考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