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晓：我发现，你提出的问题是艺术到底有没有宏观价值?到底是个人性的，还是能够介入他人性的社会?如果，艺术没有一个宏观的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艺术?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对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瓦萨里说过：“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是后世艺术家永远无法超越的”，意思是说文艺复兴因其艺术的精确追求影响到当时欧洲的数理发展，并进而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我想，这一点足以证明艺术应该具有一种他性的宏观价值。我想问，如果你认为艺术没有这样的价值，那么你为什么要做艺术?你说到艺术是对个人的一种疗伤，那么你的一件悬挂作品，由“点”构成的佛像图案，是怎么用这件作品疗伤的?

　　陈彧君：其实我并不是在否认文化的意义，问题是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提出的很多话题是伪话题，它的本质不是在解决任何文化问题而是经济效益的问题。那些悬挂的是陈彧凡的作品，我代他回答一下，他做这系列作品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呈现一个图像，而是想通过烧香的方式把纸本摧毁，这种摧毁的过程也是他那个阶段自我排解的有效手段。所以，最后所呈现的图像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痕迹所记录的某种过程。

　　郭赟：我想问杭春晓老师一个问题。您刚才谈的关于艺术的意义的问题，贡布里希说过：“艺术是一个不断释义的历史。”文艺复兴时的意识形态和当下的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当代艺术中的装置、影像这类，我们姑且称他们为艺术，那么又怎么界定它们的意义呢?

　　杭春晓：每个时期的艺术呈现方式都有各自的解读和阐释方式，我所引用的瓦萨里的话，不是指艺术史内部的问题的自我阐释，而是指艺术与人的社会相关联的一个东西——它竟然能够触发欧洲英国批量化生产的产业革命!这样一个角度，也就说在这个时期艺术，绝不是我们所想的艺术史自身内部的意义，而是一个社会学的意义，一个宏观性的意义。而后来的艺术，不管它使用了什么样的艺术方式，只不过是在艺术史内部释意的问题，到二十世纪以后，乃至今天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它出现了上述意义的产生可能，因为当代的艺术更倾向于因为一种精神的直接反思而带来的一个社会学上的宏观意义。从这点上看，当代艺术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和未来。

　　郝青松：杭州的艺术家在整体上还是与其他地方的艺术家有所不同，我感受到一种对知识的探求，但是难道我们做的只是对知识的反映吗?我们还应该强调知识的意图是什么，不只是反映，而应该是反应，就是强调知识的主动性。刚才陈彧君谈到对艺术非常地悲观，以及艺术的无效性，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社会进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无奈的宿命，而艺术是与我们的生命相通的事业，我们的职业就是艺术，它应该有一种主动性，不能纵容这种悲观的情绪而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