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彧君：其实很多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只是那时还没这么清晰，我们也是通过时间和实践来逐步明晰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从个人角度看，中国当代艺术中与自己共鸣的东西不多，要真实来面对创作的话，我必须回到自己的生活资源中去寻找，于是就选择了家谱这一线索来做作品。另外，我们也想借这样一种向前追问的方式来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形成今天这个观念?我想，追述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做这项创作最大的诱惑和意义。

　　魏星：你谈到你的作品跟地理和历史时间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家谱、族群文化生态，移居海外的历史等这些文献背景的线索。你的作品是和个人家族的经验、历史记忆有关系，那么你在一个美术馆、一个公共的空间展出作品，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都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当你去展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与观众的关系?因为当代的艺术作品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观众参与，与他们产生互动关系的时候才得以完成，观众有可能会认为这是个体的经验，与他们无关，那么你是怎么处理你的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这种看与被看之间的联系的?它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别的形式去呈现?怎样把一种个人和个体的叙事与经验经由作品的转化介入到一般人群的集体意识中?

　　陈彧君：这个问题我把它理解为两个层面的话题，一个是关于艺术如何有效传递，另一个是衍生出的话题——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关于个人经验与他人解读的问题，其实之前也一直企图去解决，但最后还是放弃了。我还是觉得把自己内部功课做好是最重要的，如果能把自己所思考的东西都呈现出来的话，那其它的东西对我而言可以说是额外之事了。此外，我也是希望观众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寻找到自己的逻辑关系或判断，这也是有趣的。而关于艺术的意义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经常会有学生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还在画画?难道就是为了赚钱吗?”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所谓的“艺术家”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艺术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你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自己还在做这个事情。在这场次贷危机面前可以看到，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很微弱的，可能对其他人而言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但我就是这么认为：艺术所能解决的还是个人的问题。我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当做自我精神治疗的一种方式。所谓新的绘画，我没看到，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悲观的情绪，我在现实中间找不到对应，也许是自我封闭造成的，但艺术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对自己阐释一个共识，这个共识跟你自己的经历和判断有关，其它的都是额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