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多年前(1275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随同父亲与叔父到达中国，他在中国居留了17年。这正是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之前，成吉思汗的三次西征导致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震惊和好奇，教皇开始陆续派遣传教士到东方试图了解蒙古和传播基督教。马可波罗是这个充满好奇与复杂心理的了解过程中——与马可波罗父子同行的两位传教士中途就畏难退却了——的一个杰出的范例，因为他的《游记》为威尼斯、意大利以及欧洲提供了一个全面、具体而生动的东方，尤其是中国。

　　人们知道，于1298年完成的《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不断受到过质疑，以至有学者用“神话”来评价《游记》的真实性。可是，这个“神话”通过数百种版本一直流传到今天，她成为东西方交流以及相互审视的不可或缺的文献，成为东西方相互想象并进行实际分析的范本，成为促成东西方创造一个更加融为一体的全人类的历史溶剂，而经久不衰，富有生命力。事实上，人类历史与文化是以叠加对文明的不同看法和修正呈现出米的，经历了八百年，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格局发生了几乎是“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物质领域，更发生在精神领域，今天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马可波罗们创造的神话的进一步延伸。在“神话”的创造中，在不断解读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家希望提供自己的一个案例。

　　正如《游记》版本的丰富性以及书名的变化一样，中国人对一个意大利人的叙述会有更为有趣的解释以及想象。今天，新的想象与创造在回顾“马可波罗”的历史神话的过程中又再次涌现与发生。九位中国艺术家通过“给马可波罗的礼物”(A Gift to Marco Polo)的方式，呈现了东西方交流过程中的问题与复杂性。在后殖民理论泛滥的背景下，艺术家们各自采用了更为冷静与智慧的方式来对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趣味进行陈述，他们试图将人类知识所具有的批判性与思想性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主题融入冷静而具有说服力的讨论中，他们在开放而没有结论的方式下提供了涉及冲突与和谐的艺术案例。

　　尽管《游记》叙述了日本、印度、波斯甚至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但是，对中国蒙古，尤其是对中原、江南、西南以及西北地区的详细描述，经常是中国读者特别关心的内容。艺术家叶放作品《礼堂》的出发点正好是马可波罗向欧洲人介绍过的城市苏州。他试图向西方人补充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作为装置的模型、水墨、家具等将会议室装置成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礼堂。事实上，这件作品是艺术家为威尼斯国际大学建筑一个具体的中国园的方案，在双年展期间，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最终的作品正在呈现;在展览中，艺术家试图提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礼”的重要性，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人能够体会到，礼节仪式的内在性其实就是宗法制度利道德规范。中国人爱用“天经地义”来表明原则与理想的不可动摇性，如果这样的信念得到了文化与制度的有效转换，将能够很好地呈现出人类的共性原则，艺术家说他试图在观众心里唤起“情感与理智的协同与调和的承载”。中国园将永远生长在VIU校园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中国的江南一带“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而英文中，“天堂”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的paradeisos，这个词又来自古波斯文pairidaeza，意思就是“豪华的花园”。所以，中国园林就是马可波罗笔下人间天堂的中心，于是，也成为了“礼”的可以感知与欣赏的物理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