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语言”，是我这两年一直关心的问题。有人会觉得诧异，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得着研精竭虑地关心吗？其实不然，回到语言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对某种价值误区的突破却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就如同三十年前，即“伤痕美术”在中国美术界兴起的时候，是以“真实”为价值标准一样。有人也曾不以为然，提出过质疑，认为真实是作为人的一个起码标准，怎么会附着在艺术创作之上，成为一个审美文化的标准呢？这就是一种文化针对性，前提是要回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高大全”、 “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粉饰之后，真实意识在国人心中的确成了一个不敢逾越的禁区。所以，当“伤痕美术”勇于直面起现实的时候，便作为拨乱反正的文化先声，成了思想解放运动在美术界的滥觞。事实上，没有“伤痕美术”的现实还原，就没有后来“85新潮”的理想超越，当然也就结不下今天如此丰富的艺术硕果了。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这种目不暇接的丰富，而在于我们如何在这种多元碰撞的丰富性中去甄别艺术的好与坏，从中提升出创造的价值。这，正是我提倡“回到语言”的初衷。

　　最近，批评界很多人都在鼓吹艺术的舆论功能，希冀将艺术创作重新导入现实的干预中，成为一种社会的批判力量。我认为，这作为一种类型的艺术是有价值的，但是不能以此来涵盖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面貌，尤其不能非此即彼，以社会干预的艺术方式去干预另一些艺术家那片心灵的净土。事实上，社会干预的艺术曾经作为一枚林中响箭，在意识形态笼罩的年代启蒙过中国社会。不过，它在启蒙人的现代意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道文化理解的屏障，让我们忽略了更多感动心灵的艺术元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二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截取，主要是集中在符号中国的反映上，离我们内心更为深邃的文化情感和大变革时代的动荡意识相距甚远。当然，我们也会从中找到一个合乎发展的理由，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确还存在着太多的问题。置身在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当中，重要的当然不可能是艺术，而是要通过社会的干预恢复艺术背后那种敏感的人生。

　　其实，我提倡的“回到语言”，也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恢复，只不过是走的路径与过去有所不同。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从意识形态的批判入手，那么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则是从自我意识的发现开始。因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容易落入一个二律背反的循环，以至于抛开艺术的空间层次，直接走向意识形态的对立。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流失，正是因为过去意识形态的压抑使得我们将自己的艺术价值乃至文化标准拱手让给了西方。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墙内开花墙外香”了之后，这种已经被“他者”化的价值标准再次反馈回来，对意识形态之外其它艺术探索的奚落，在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今天，不仅只是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批判的表面样式，同时也助长了某些艺术家因此而不断投机取巧的心理。

　　回到语言，即是对这样一种文化投机心理的技术过滤。它以忠于自己的内心为主旨，借以画笔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各种生命感受，亦是对观念艺术的一种情感填充。这种填充当然不是我在这里空穴来风，而是许许多多艺术家早已有过的探索和实践，只不过这种探索和实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屏蔽和外来价值的排挤，不被人们所重视而已。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才有了具体的文化针对性，尤其是在今天全球都面临金融危机，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从原来的外销转入内需的时候，迫切需要在价值倾向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回到语言，虽然不能成为一个价值标准，但它却提供了我们回到自己的感受，重新用画笔去审视自我的可能。而这一切正是艺术从内部重建起某种新的价值，并在未来形成创造性的精神传统的首要前提。

2009.5.31于通州
 

【编辑：大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