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塞曼、希客、蔡国强都深知“中国牌”生效的操作奥秘，那就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主义在当今文化战略中的绝对支配作用。“东方主义”并非是东方人或第三世界民族的思想观念，相反它是西方人、西方的“汉学家”包括艺术策展人眼中想象中的“东方”，蔡国强在创作手法上所谓的“看做雕塑”恰好迎合了西方“看中国”的后殖民心理三重视界：

一、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式地“盯视”（gaze）中国，这已不是前殖民时代的军事入侵、割地、迫使臣属国赔银、让权，而是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渗透、文化盯视（解构式地挪用和复制），甚至臆造“中国威胁论”（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一步使中国妖魔化（落后、愚昧、纵欲、专制）；二、东方妖魔化地“被看”甚至“复制被看”使挪用复制对象彻底变成一个失语的客体，一个被奸黠地剥夺发言权、申辩权的“他者”（other），于是大肆迎合西方口味，改写母语历史、文化资源、民族风情以获得青睐，加之西方购买力旺盛的“力必多经济”更加使“迎合”成为一项习焉不察进而趋之若鹜的“荣耀”与“成功”，从电影界到美术界莫为此甚！三、“绿卡艺术家”的文化太监化（多为自我阉割）。本土艺术家进入第一世界的艺术圈，必须经由改变身份的“新生”，使自己变成“香蕉人”，艺术创作也就随之要变成谋术操作。而当“绿卡艺术家”在获得“永久居住权”、“大奖”并获得“精英身份”分享中心话语权的同时，也就既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的沉默，也无力给出真正
代表中国文化形象和精神品格的真实文化身份。这也是蔡国强可怜、可悲的方面，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对后殖民主义文化包括东方主义在内的存在现象所做出的批判性反省、审视和研究。因而是当今重要的前沿学术和“天下公器”。我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开设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思潮课，正在结合本土艺术的失语现象，结合后殖民主义理论认真探讨，以增强艺术史论学科自身的实践性和国际性。

　　问：四川美术学院作为原作者和诉讼主体，现在已做了哪些工作？最终想达到什么目的？

　　答：为了尽早进入国际司法程序，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了以院长罗中立教授为代表的“《收租院》侵权案”课题研究小组，并于2000年5月25日在重庆市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关于《收租院》著作权问题的新闻发布会”，向威尼斯双年展提出交涉并起诉蔡国强本人。四川美术学院目前有步骤地将官司展开。第一步就是将事实向新闻媒介公开；第二步请法理专家对每个问题进行法律上的研讨。而第二步的工作目前已经展开，西南政法大学的涉外法专家们也已就此事同有关人士交换了意见，包括诉讼程序中的主体资格、实体方面、证据形式、取证途径等各项具体工作已提到议程之上。面对国际官司会涉及到的国际司法分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以及种种技术上的困难，罗中立院长明确表态：“所有阻力都难以阻挠我们将这场官司
向社会公开，即便是它拖的时间很长，但作为被侵犯一方——四川美术学院有充分的理由和力量把这场官司打下去，因为我们的绝对信心不仅建立在道义上、知识产权上，而且也来自法理和学理的优势。”目的，可以说只有一个：面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强权，面对整体失语的本土文化隐衷，重新阐释并塑造中国文化真实身份。因此，诉求国际司法公正与学术公开的两项行动并行不悖。

蔡国强雇用《收租院》原作者龙绪理先生在展场雕像。

《收租院》之《过斗》

蔡国强《威尼斯收租院》草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