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策展人贾方舟先生
三、“逃避崇高”的时代已近尾声 要“汽车”不要“大头娃娃”
99艺术网:一些报道说“成都双年展”只要汽车,不要大头娃娃,相信两位老师已经知道。作为策展人你们定出这样的标准,会不会有一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就很刻意地向你们所需要的题材靠拢,反而不把他本身擅长的东西表现出来呢?
贾方舟:这个不会。因为我们还是头一次来成都时,吃饭时候随便聊天,有一个记者在场,他把我们随便聊天的话做了报道,就成了“只要汽车,不要大头娃娃。”其实我们的意思,希望这届展览能够超越当代艺术中的流行样式,就是到处都是大头、大脸。我们做的也是当代艺术,但我们希望今天的当代艺术能够超越这种流行样式,作品要更具有艺术家个人的特点的,而不是流行的,大家都来效仿的那种。我们的宗旨当然不是用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谓说我们要汽车,因为原弓的那个作品,从表现汶川地震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它不是说去画一张很写实的作品,而是直接把灾难现场的一个实物拿来转化成作品,就是说他从这个实物本身中已经看到它所具有的表现力。就这一点来说这件作品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们只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事实上不同的艺术家都有各自的表现。
99艺术网:在“大头娃娃”这点上,我们再挖掘一下。我觉得“大头娃娃”实际上是70后、80后这一代人他们整个成长的经历,成都双年展这个命题的趋向性,会不会导致他们不再去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不再反思自我?
贾方舟:我想引起一些误解是可能的,但我们的本意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所指的所谓“大头娃娃”,还不完全是70后、80后的一些作品,而是整个当代艺术中那种模仿“大头”图式的风气,比如模仿方力钧、岳敏君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指当代艺术中模仿成功艺术家的这种现象。至于80后更多的像四川很多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倒是反映他们自己这一代人的一种生活体验,但是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些艺术家呢?因为这届展览强调的是宏大叙事,是对整个中国问题的关注;而他们的那些叙事更多的是个人叙事,只是主题不吻合,而不是说作品不好被我们排除了。
邹跃进: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头”,首先除了流行以外,还有就是说我们想强调“叙事中国”是非常严肃的叙事,贾老师把这叫做“深度叙事”。而“大头娃娃”它有一种调侃,有一点轻松,甚至有一些嘲弄等等。我们希望中国的叙事是一种有深度的、有思想的、很严肃的叙事。这也是没有选择这方面作品的原因。不是说我们没有轻松的作品,但是我们的思路和“卡通一代”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这并不排斥70后、80后的艺术作品。我们主要还是看作品,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特定的目的,和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相关。
贾方舟:所以在这届展览通告上,特别说明了,希望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出艺术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们两个有一个共识,希望在这次展览上有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对当代艺术中流行样式的突破,再就是对体制内的、对全国美展的“国展体”的流行样式的突破。后一种流行样式是另外一种流行样式,你一说参加全国美展,大家都知道要画什么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要表现什么主题;而在这种展览里肯定也会有很多表现重大题材的作品,但我们希望在这届双年展中,作品的立意、视角,叙述的深度和叙事的方式都跟全国美展拉开距离。
邹跃进:就是同样的重大题材,比如同样是表现汶川地震,我们这边的作品和官方或者全国美展的作品在侧重点上会不一样,官方会强调党和政府在这次地震中所起的作用,而我们这边的作品则更关注在灾难中生命的意义,并把地震作为一个反思社会问题的对象来对待。这是可以通过这次展览的作品看出来的。所以贾老师讲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官方之外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除此之外就是从艺术历史的发展角度看, 90年代以来,或者说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这种调侃的艺术方式迅速地膨胀和成长;王蒙把它说成是“逃避崇高”。这个文化的产生有它的特定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那是一个逃避崇高的年代。但是我们想,这个时代可以说已经到了它的尾声了。我们知道的冯小刚的喜剧电影是调侃的,但《集结号》则从过去的那种调侃转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立场来关注中国人的命运。
贾方舟:他开始有一种叙事的深度了。
邹跃进:对,开始和中国的概念以及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冯小刚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当下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艺术家对中国认识方式上的变化。我们可能要再回崇高。换句话讲,90年代以来,解构和调侃的方式是具有批判力的,那么现在我们可能要更加正面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成都双年展能起到这个作用,能看到一个历史重新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这是我们两个在策展方面,同时考虑到的一个历史发展上的点。我想这样的话,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展览在这个这个纵轴和横轴上的意义了。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到底能不能达到,我想还需要大家看了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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